萨特与加缪论阿尔及利亚战争
萨特宣称自己在二战中应征当兵的经历使他跳出个体主义的局限，并引导他发现了社会。梅洛-庞蒂回忆说，萨特在战前远离政治和历史，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是在法国解放后的初期萨特才卷入政治。首先，他站在左派的非共产党政治一边，但随着冷战的发展，萨特与以前批评他的法国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尽管萨特从未加入法共，但他一直与法共保持着爱恨交织的关系，到匈牙利革命（1956）时期，这种关系才开始减弱，至苏联占领布拉格（1962）时，这种积极的关系完全结束了。
萨特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应该是自愿和平等的。由此说来，萨特本质上是一位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法国人所说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把当权者描述为“我们中的他者”，并对其每一种权力形式都表示怀疑。但他也是一位道德家，这就是说，他的政治介入始终包含一个道德维度。梅洛-庞蒂曾经说过，如果你把压迫行为与剥削的非个人结构区分开来，那么，萨特则始终关注于行为，而不是眼下问题的结构维度。道德责任就体现在行为上。这并不是说萨特忽视了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因果性”。萨特并未忽视它。但萨特坚持认为，这些社会结构是先前行为的积淀，并由当下的行为来维系。因此，当他把殖民主义描述成一个“体系”，并说“卑劣行为在体系中”时，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是一种需要压迫行为、并由此而得以维系的剥削结构。换言之，“卑劣行为”并不完全在体系之中。原则上，一个人应该能发现责任方，并说出他们的名字。这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
针对法国介入镇压阿尔及利亚革命这件事，萨特说出了责任方的名字，这使他和他的朋友阿尔贝·加缪发生了冲突。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在纳粹占领时期的抵抗运动中很活跃。作为抵抗运动秘密报纸《战斗报》的编辑，加缪曾被盖世太保追捕。加缪在哲学上接受的教育不多，他的主要身份是记者和演员。萨特对加缪早期小说《局外人》热情洋溢的评论使他们得以会面，并最终成为了朋友。事实上，萨特想请加缪出演《密室》中的男一号，加缪经考虑后拒绝了这个角色，因为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需要保持低调。
阿尔贝·加缪（1913—1960）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父亲是阿尔萨斯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的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寡母在贫困中将他养大成人。在1940年移居巴黎前，他在阿尔及利亚戏剧界和新闻界很活跃。去巴黎后不久就投身于抵抗运动，编辑了秘密报纸《战斗报》。第一部小说《局外人》和文章《西西弗斯的神话》都出版于1942年，这两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并引起让-保罗·萨特的关注。他不久便与存在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死于车祸。
尽管加缪已撰文声援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但他认为，阿拉伯人不应该被剥夺像教育制度这样的法国公民才享有的福利，因为这一体制能使像他这样的穷青年也摆脱贫困，而这正是他移居宗主国法国的原因之一。他也把革命看作是一种由埃及领导的泛阿拉伯扩张主义的表达方式。在保持现状与彻底革命这两个极端之间，加缪建议双方形成某种结盟。换言之，《反叛》这部作品的作者建议走中间道路。萨特很少表现出温和或妥协，尤其在政治上。他如此强烈地要求支持革命以至于反对他的人群两度在他的寓所投放炸弹。随着萨特进入他后来所说的一个“无涉道德的现实主义”时期，支持他认为有必要的、任何地方的革命，加缪却愈来愈关注政治和社会动乱的伦理层面，反对死刑，并倡导一种和平主义，直至其47岁意外死亡。
萨特密友在萨特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加缪的《反叛》一书，这事终结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的友谊。但决裂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如同我们将在梅洛-庞蒂的情形中所看到的一样，萨特对待政治要比对待友谊更加严肃。随着政治观点逐渐左倾，萨特疏远了那些政治上逐渐右倾的旧友们。直至1968年学生反抗，萨特一直与法国所谓的“毛主义者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毛主义者与中国很少有关系，而与有“直接民主”理想的典型无政府主义有很大关系。萨特现在能发表题为“共产主义者们害怕革命”这样的文章了。这标志着萨特政治存在主义的极端性。
最近的讨论对加缪在这件事情上的形象有所粉饰。这使他和萨特相比显得更加稳重平和，更少主动与人争论。但在这件事上，他们二人都没有表现出公正或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