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的挑战：马塞尔
尽管雅斯贝尔斯把他的思想称作“生存哲学”，但似乎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发明了“存在主义者”这个词，并把它用在萨特身上。他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称作“新苏格拉底的”。和苏格拉底一样，马塞尔对他所处的社会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面对强力意志勇敢地捍卫真理，或者说，面对求真意志勇敢地捍卫真理。尼采反对求真意志，认为它是强力意志未被认可的一个形式。
在出版于1951年的《反对大众社会的人》一（该书书名集中体现了存在主义的社会批判），马塞尔超越了通常与存在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对工业社会及其技术产物的新浪漫主义式的蔑视，而探讨了自由、人的特殊性、价值观危机以及伦理本真性这样一些典型的存在主义论题。但在马塞尔手中，每一个论题都明显具有了一种社会性，一方面体现在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中。这一批判的基本论点就是要坚决反对他所说的“抽象精神”。例如，这种精神必定体现在我们的宣战和实战中。无论这是攻击敌人（敌人通常被妖魔化，并被冠以侮辱性的称谓），还是发射导弹（人们看不到这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人们都无法体验到由自身行动所造成的现实给人带来的痛苦。提倡和平主义的电影《西线无战事》以其修辞力量阐明了这一点，影片的刻画对比了攻击敌人的抽象过程和一战期间堑壕战的具体现实。马塞尔对抽象精神的批判是对追寻一种具体哲学的延续，这种具体哲学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并在20世纪30年代把萨特引向了现象学。
从政治上讲，马塞尔发现抽象精神在他所说的“大众”狂热中起作用。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当下的政治境遇使大多数人处于受贬抑和被异化的状态中。他们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感到陌生。这样的结果就是大众不可避免地容易变得狂热：政治宣传对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有一种电击般的强大效果。他宣称，哲学家必须努力构筑一种能把尽可能多的人从这样一个状况中解放出来的社会秩序。
马塞尔继续对“狂热”意识作了一番现象学描述。对马塞尔而言，尼采的“民众”就是大众社会。它的成员可以被训练，但不能被教育。不过，不同于尼采，马塞尔极力主张，可以采取社会和政治步骤来把这些人从他们受贬抑和被异化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他的解决措施，用今天的话说，更像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就是说，它支持像古代同业行会体系中的中间群体去调解和控制国家的专制主义倾向。他用的术语是“交心”，这个术语在他的词汇中指享有共同旨趣和关怀的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尊重。“交心”与萨特大致在相同时间所说的“博爱”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解放的基础就是从抽象思维转移到具体思维。从根本上说，人类处于某种境遇之中，但抽象的人道主义忽视了这一点。萨特在他的人道主义讲演中所说的就是这一点：他坚持认为，假如我们将在具体之中追寻自由而不是在抽象之中梦想自由，那么，我们就必须探讨他人的异化境遇。我们不可能自由，除非他人也得到解放。这就是萨特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所论证的。但正如萨特针对反犹者所言，我们不能直接影响他人的自由；我们必须探讨他们的状况；我们必须改变他们选择的“基础和结构”。马塞尔会赞同萨特，认为这样的基础和结构并不简单是经济的和机械唯物论的。但他会站在雅斯贝尔斯一边，强调人类真正的价值在于他们能够超越现状而向超越敞开。增加这样一种善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的能力有助于控制现代国家的集权倾向，并开启伦理体系的教条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