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论资产阶级文化
我早些时候指出，克尔凯郭尔以抗衡当时丹麦社会正在形成的三种机制（黑格尔哲学、官方教会和大众传媒）而闻名。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用生命来换取概念。他赞同当时丹麦的主流思想，认为应“历史地”理解生命，即在事件发生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能揭示出这些事件的必然性。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思辨在现实生活的偶然性面前软弱无力。
如哲学家们所说，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生命，这完全正确。但他们忘了另一个命题，即生命必须面向未来。
（《形而上学日记》，1843）
观念可以被系统化，而生命则不能。克尔凯郭尔嘲笑说，试图依靠抽象的黑格尔哲学来生活就好比把你要洗的衣物送到一家宣称“搞定洗衣”的洗衣店，结果却发现只有洗衣店的招牌待售！
但官方的路德教会也好不到哪儿去。因赞同把圣经的“基督教世界”重新引入到“基督教王国”的设想，克尔凯郭尔把后者等同于一种文化基督教，这种基督教使人自满贪婪，并装出一副关心穷苦者的样子，同时又通过认同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权贵而得益。克尔凯郭尔注意到，国家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官员（神职人员），这些人表面上宣扬基督教，但实际上只关心他们的腰包，还设法阻止人们理解基督教的真意。尽管他的兄弟是牧师，并且克尔凯郭尔本人也曾打算当牧师，但他与众不同的宗教虔诚使他与官方教会格格不入。
接着就是大众传媒。克尔凯郭尔把大众传媒看作是一种使人道德腐化的机制。大众传媒损害了探求真相的勇气，并迎合了公众舆论的形成和那些不想冒险被排除于主流之外的人的观点。克尔凯郭尔为这样的观点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尤其是《海盗》周刊对他的冷嘲热讽。这本周刊的讽刺文章和漫画使克尔凯郭尔成了哥本哈根的笑柄，以至于他都不愿继续在哥本哈根城周围散步，而这原本是他钟爱的运动。
克尔凯郭尔写道，至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对他们来说，道德最重要，甚至比智力都重要；但他们从未感受到那种对伟人和天才的热情，即使这些伟人和天才并非名副其实。他们的道德规范就是警察张贴的各种布告内容的简要概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在晚间的俱乐部里高谈阔论；他们从未感受到那种对未知之事、悠远之事的留恋，从未感受到虚无的深度（《形而上学日记》，1837年7月14日）
尼采也可能发表这些评论。他和克尔凯郭尔两人都称颂毫无保留的真诚，对胆怯和虚伪都极其敏感。他们都提倡苏格拉底那种为求真理甘受迫害的精神。他们的作品也都充满了智慧和激情。
诚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上述大多数的论述都是为了保护“个体”而发表的，这说明了为什么克尔凯郭尔会以精英主义者和不关心政治者而出名。显而易见，他不相信革命和发动革命的暴民。假如他富有幽默感的嘲讽并没有宽容君主制或贵族制，那么，这不应该被看作他有平等主义的倾向。相反，克尔凯郭尔坚持一种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常常掩饰了他的怀疑态度。在此意义上，他的“个体主义”代表了我们设法在存在主义传统中追寻社会良心轨迹的出发点。
但在转而讨论存在主义开始阶段的另一个人物尼采之前，我们应注意到，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精神显然关注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困境，他是从基督教精神这个理想出发来攻击“基督教王国”的。他对教会政治和教会官员所作的批评基于“福音价值观”之上。无论对错，他的批评集中于国家教会在口头上宣扬福音价值观，但在实践中却损害了这些价值观上。但在欧洲革命盛行的那一年（1848年，包括当他在修改下一部书的校样时发生在他书房外的一切革命）克尔凯郭尔似乎更关注内在生活；对倡导对贫困者的仁慈态度的关注要甚于对引发革命行为的社会不公的关注。他认为，从本质上讲，革命年代充满激情，而当代却是“一个理智的、反省的年代，缺乏激情，虽有热血沸腾之时，但却肤浅轻薄，转瞬即逝，万事都谨小慎微，松弛懈当。他对这两种时代的对比可算作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批评。他评论道：“与注重行动的革命年代相比，当下的年代是一个追求名声的年代，充斥着各式宣言的年代：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很快就有公众关注。”如果说像这样犀利的言辞把他推向了论战前沿，那他身上的怀疑和机智又把他拉了回来。由此，他强调，他的《爱情作品》中关于“仁慈”的那一章是专门针对共产主义而写。改变心境和个人信仰而非发动社会动乱和政治革命似乎才是他所偏爱的解决措施。
尼采同样不相信“民众”。尼采对政治民主的鄙视与克尔凯郭尔的并无二致。尼采的态度几乎并不会因为诉诸福音价值观而有所缓和，或者如他所说，发生了转变。他在好几个场合都系统地颠覆了这些福音价值观。例如，尼采认为，与克尔凯郭尔的“仁慈”密切相关的“怜悯”贬低了客体，并因与其主体不相称而被摈弃。实际上，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一样，他们关注的是个体的态度或精神，而不是个体工作的社会经济状况。虽然尼采的“高级类型”是希腊人或像歌德那样代表高雅文化的人物，而克尔凯郭尔的英雄则主要受圣经的启发，但除了顺便提及之外，他们两人都不详细探讨社会责任问题或政治哲学的其他主要话题。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尼采对个体形成的关注要甚于对社会转型的关注。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传统仍须面对19世纪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面对迅速成长的无产阶级，该如何平等分配工业社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