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诚的两种形式
我们对自由有一种“畏”，正是出于对这种“畏”的逃离才激发了我们的不诚。正是人类既具真实性又具超越性的二元性才使不诚成为可能。不诚就是设法否认其中的一极，来逃避两极之间的张力。因此，萨特证明了不诚有两种形式。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设法把我们的超越性（我们的可能性）瓦解为我们的真实性（我们的先在状况）。实际上，有人通过宣称“我就这样”来逃避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各种决定论就是不诚的这种基本形式的不同理论版本。这些理论否认我们在创造性和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是自由的，从而把我们从对自由的“畏”中解救出来。这种类型的不诚就使人甘愿过一种事先被安排好的、没有控制权、因而也无须负责的生活方式。这类不诚有悖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创造性“选择”和迪伦·托马斯给他临终的父亲的建议，后者的建议是：
别安然走进那良宵。
狂烧，狂烧在光之将逝。
小说家和诗人都强化了行动者的意识和责任。再则，本真性的这些例子都是尼采版本的“已然如此”转化为“如我所愿”。另一方面，不诚的决定论形式提倡麻木地顺从命运。如同我们早些时候所注意到的，这是萨特否认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基矗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诉诸我们对自身行为的“前理论的”领悟（这种领悟先于我们明确的、反省的意识），萨特仍然保留了许多“弗洛伊德的”洞见。自欺发生在这个具有张力的意识的“统一性”之中。因为自相矛盾的是，假如人们不在某种基础意义上被分裂，那么，人们就不能对自己“撒谎”；可假如人们完全不是被欺之人，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自欺，而只有萨特所说的“愤世嫉俗的谎言”。不诚就像意识本身那样自相矛盾。用萨特的话说，不诚是“无知的知，是知的无知”。这发生在同一个隐蔽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之中。
超越性（可能性）瓦解的另一种情况就是让另一主体来决定我们力图遵循的“身份”的不诚态度。这种情况植根于我们的人际关系中，用萨特的话说就是“为他人而在”。萨特笔下的完美侍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人行动敏捷，举止做作。他急于要客人点菜。上菜时，盘子没端稳，但却装出一副保持好了平衡的样子。萨特注意到，他正刻意在咖啡馆里扮演侍从的角色。他成了一种他人强加给他的形象的奴隶。现在他已将这一形象据为己有。当行动者把其他行动都当作不可想象的而不再考虑，那么，不诚就发生了。他及其整个存在都只“是”侍从，就像石头就只能是石头一样。但他的意识却使这种完全的侍从身份变得不可能。前反省地，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游戏，但反省地，他仅注意到以这种特殊方式完成工作而选择忽视其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认识到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解下围裙，放弃这一职业，从而选择承受因不断反思这一设想而产生的畏，这就是诚意的一种形式。但人们通常都避免拥有这样的自由及其包含的畏。
不诚的第二种、不太常见的形式就是急切地想要贬低我们的过去，似乎我们是毫无现实性的纯粹可能性，完全生活在未来之中，没有任何对过去的牵挂。这是梦想家的不诚，詹姆斯·瑟伯笔下的“沃尔特·米蒂”就是这样一种人。沃尔特是一个无法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老爱白日做梦的人。任何事情都能使他去幻想他想要成为的英雄，但实际上，他的生活平淡无奇，枯燥乏味。这样说来，那位学生也是在不诚地行动，因为她坚持要当一位脑外科医生，但又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按掉闹钟的按钮，而不起床去上她的化学课。又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船长一样，这个学生选择了不作选择，这就是说她已（前反省地）选择不当外科医生，但却不（反省地）承认这个事实。她是在自己骗自己。她生活在不诚之中。
不诚的这两种形式都依附于有关人类状况的虚假性，都强调人类状况要么是超越性，要么是真实性。但实际上，真实的人类状况是两者兼而有之，只是含混地结合在一起，那些经受不住在模糊性中生活的人就会发现这个结合使他们紧张不安。但那些接受挑战，生活在这个关于他们状况真相之中的人，就是萨特所说的“本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