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的体验
为萨特赢得早期名声的著作就是他的哲理小说《恶心》。在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段落中，他笔下的人物安东·罗克丁坐在公园长椅上注视着一株栗树根：
“（这个领悟）它使我透不过气来。我是最近几天才懂得‘生存’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在那儿，我们一群人，笨拙，被我们自己的生存弄得尴尬不已，没有理由在这儿而不在那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茫然地焦躁不安，彼此感到多余。多余是我能在这些树、这些树篱、这些通道之间确立起来的唯一关系。我徒劳地努力数着栗树的数目，或者计算着它们与韦勒达间的距离，或者比较它们与水榆树的高度；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逃脱了我为它规定的样式，溢出了这个样式或从这个样式中退缩了。而我也身处在这些树中，卑微地、懒洋洋地、令人讨厌地、反复思考着我的想法，我也是多余的。[我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一个人。]幸运的是，我并未感觉到这一点，我只是理解这一点，但我感到不适，因为我害怕感觉到它……我模糊地想到要杀死我自己，至少杀死某个多余的生存物。但我的死亡——我的身体，我的鲜血倾泻在这片沙砾上，在这些植物中间，在这个欢快的公园中——也将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多余的。”
同索尔·贝洛对“落下的电灯泡”的描述一样，这段想象性的描述在好几个方面都构成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论证”，同时也展现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想象性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段描述既没有证明也没有解释什么，但它使我们通过他人的感受间接地去体验，去审视（像胡塞尔说的那样）；这就是说它阐明了一种我们得以共鸣的经验：“是的，它就是如此”。在目前的情形中，这个体验是关于我们自身偶然性的体验，关于我们所是以及我们不必如是的这样一个纯事实性的体验。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事实并不是指，如果我们的父母不曾相遇，“我们”就不会在这儿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相反，各种类型的存在主义者诉诸这个在哲学上反复出现的洞见，这种洞见确定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是“那样”之间的区别，并强调了我们对非必然性的体验。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正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维度才使存在主义者认真应对我们纯粹这样存在的事实。正是对“我们为何生存？”、“为何存在着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存在？”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才把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区分开来。罗素等哲学家否认了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和这些哲学家不同，存在主义者，无论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都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加缪要求我们充分利用荒谬的境遇。萨特会同意罗克丁的说法，我们的生存仅是一个无情的事实，我们都是多余的。他们两人都赞同萨特剧本《密室》中西西弗斯的最后台词，“好吧，让我们继续下去吧”。我们并不因为不存在终极希望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西西弗斯的智慧就在于他并没有把石头放那儿原地不动，而是推动石头！这就是鼓励去追寻有限的但可及的善——就像古代的斯多葛主义者那样。
对超出我们力所能及之事的希望就是在质疑我们的基本价值或限制我们的可能性吗？有神论者专注于使人在希望和梦想中超越自身局限的内在动力。在谈论萨特小说的这个段落时，马塞尔说道：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体验是真实无疑的；对这一点所作的说明必须先于对萨特人类学所作的任何分析，我会毫不迟疑地说，这一点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是我所无法辩驳的。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要把什么价值归于它。”
我们的生存仅是一个我们必须应对的无情事实，还是一份我们应怀着感恩的心而接受的馈赠呢？马塞尔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萨特体验到的树根以及他自身生存的有形性“不是存在的过剩，而是一种基本的和荒谬的存在”。相反，马塞尔体验到的却是存在的一种奇妙的丰盈，一个有趣的古代柏拉图原则的例证。这一原则认为，善就像爱，渴望被传播，就像美的体验，要求被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