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另一种人道主义吗？
我尚未详细讨论马钉海德格尔的思想。他的许多追随者甚至坚决主张，这位重要的欧洲哲学家根本不是一位存在主义者。必须承认，海德格尔确实说过，他的兴趣在于存在的意义，而非克尔凯郭尔和萨特所关注的伦理或心理问题。他在其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中设问：“存在意味着什么？”他后来的著作极富诗意（虽不能说神秘），致力于消除那些我们文化和个人生活中影响他所说的存在-事件得以发生的障碍。换言之，贯穿其学术生涯，海德格尔都在批评那些专注于本质与生存、原因与结果、主体与客体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和人性理论的人，他们使我们无法接近存在本身。
在他著名的《致人道主义的信》（1947）中（该信明显是为了答复刚才提到的萨特的讲演），海德格尔批评了传统人道主义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或“被赋予了语言的动物”。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想法低估了人，并易于导向某种技术社会。这种技术社会依据生产性来定义人，并依据个人的或社会的功利来评估一切价值。海德格尔认为萨特并没有摆脱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及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人类学的窠臼。“人”的荣耀（或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意味着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他向存在敞开。人应该能在世上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发生保留一席之地。在海德格尔后期作品的一个著名表述中，他把人/此在称作“存在的护卫者”。保持敞开、倾听“感召”、关注不为日常琐事困扰的“神圣”的一面都是人的荣耀。海德格尔建议，我们应当“诗意地栖居”，而不是纯粹以实用主义方式行事。如果人们接受这个忠告，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可被看作是在宣扬“真正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强调人最深层的可能性。这就是他在《致人道主义的信》中的观点。
马钉海德格尔（1889—1976）
海德格尔在德国西南山区长大，他从未失去对大自然的热爱或对简单生活的尊重。他受教于布赖斯高的弗莱堡大学，后担任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助手，他的第一部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被他的同事们看作是天才之作。该书引入了一种解释学现象学，这种现象学不同于正统的胡塞尔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推荐下，海德格尔接替他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职。人们对海德格尔之后卷入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党的事仍颇有争议，但他作为主要哲学家的名望却不可动遥
但我们应该补充说，海德格尔的这些看法似乎和存在主义论题以及我们迄今正在讨论的话题并不相关。实际上，早期的海德格尔（即写作《存在与时间》时的作者）用了许多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概念来说明我们如何接近我们早已略知一二的“存在”。他使用了“诠释学的”（或曰解释学的）方法来厘清我们对这个基本概念的模糊认识。海德格尔对这种“前理解”意义的解释凸显出他和存在主义者的关联。尽管我们在最后一章将详细探讨这个话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像“畏”（即存在主义的焦虑）和前面讨论过的绽出的时间性这样的概念主要出现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我们必死的时间性（即我们的向死而在）这个观念也是如此。认识到和积极接受这一观念可以使我们面对我们不再存在的这一可能性，从而使我们的有限性具体化，使我们向存在的意义敞开。
在《赫尔索格》一，小说家索尔·贝洛通过摩西·赫尔索格这个人物的反思捕捉到了海德格尔的洞见：
“但这一代人的哲学是什么呢？不是上帝死了，这一论点很久前已经过去了。也许应该说死亡是上帝。这一代人认为——这就是它对思想的思想——忠诚的、敏感的、脆弱的都不能长久或具有真正的力量。死亡等待这些东西，好比水泥地板在等待落下的电灯泡。易碎的玻璃灯泡随着爆裂就失去了它细小的真空，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我们如何彼此讲授形而上学。”
但真正使海德格尔感兴趣的是存在论（对存在的探究）而非形而上学（对用来整理我们思想的终极范畴的研究）。我们个人的必死性具有把我们分散在日常关切中的忙碌汇聚起来的力量，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意义。萨特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我们必死性的道德和心理层面，而不是它揭示存在意义的力量，这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总之，不管如何描述海德格尔整个的哲学构想，人们都很难否认下面这两点：他对存在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早期著作经得起“存在主义”富有创造性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