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无意识
萨特人道主义的符咒，为加缪和德·波伏娃所仿效，其含义就是人总能从已经所是的一切中创造新的东西。这样，几乎众所周知的存在主义者的“悲观主义”就包含了一个深切的（即使有限的）希望。这就是加缪《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尼采的拥抱命运也是一样。萨特拒斥弗洛伊德无意识观的主要人道主义后果就是，这样的驱力和力量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和责任。
并非所有的存在主义者都如此怀疑无意识。我们发现克尔凯郭尔笔下的威廉法官谈到了无意识的选择和隐秘的力量。鉴于尼采的论断涉及到非理性的本能和驱力，人们可以理解弗洛伊德为什么承认，尼采在几个方面的预见都先于他作出。如果海德格尔被认为漠视精神分析，那么，他仍然在好几个场合应他的好友、瑞士精神分析学家梅纳德·博斯之邀向一组精神分析从业者发表演说。实际上，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发展出一种基于海德格尔概念之上的有影响的精神分析法。梅洛-庞蒂对待无意识的态度似乎模糊不清。确实，他认为对弗洛伊德本人来说，无意识并不是一个论述充分的观念。他相信弗洛伊德的术语接近于其他思想家们所说的“模糊的知觉”或“非反省的知觉”（这样命名更为恰当），萨特也赞同这个观点。总之，梅洛-庞蒂毕生都尊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即使萨特众所周知的反对意见也受到了质疑。正如他以前的学生和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让-伯特兰·蓬塔利所说，萨特与精神分析相交长达30年，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琢磨不透：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但终有一天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被重新改写，萨特的著作也会从这种关系的视角被重新阐释。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位精神病学家，萨特在20世纪20年代帮他把其主要著作《普通心理病理学》翻译成了法文。雅斯贝尔斯讨论了“人类意识无法接近的基幢。
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却引起了他们的愤怒。雅斯贝尔斯像萨特一样批评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人是其无意识的傀儡，但当人理解了无意识后，人就会成为他自己的主人”。与此相对照，雅斯贝尔斯反驳道：
“在基督教长期盛行之后，一个真诚的思想家的自我反省，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达到了顶峰，但这种自我反省在精神分析中却退化为对性渴望和典型的儿童经验的发现；这种精神分析通过在众所周知的必然性领域中发现我们熟知的类型，而掩盖了真正的但危险的自我反剩在这种必然性领域中人类生活的低级层面被认为具有一种绝对有效性。”
于是，在这个群体中，只有梅洛-庞蒂表现出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及其由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901—1981）提出的法国结构主义版本的无意识的强烈兴趣。为了避免人们得出结论说，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的接受与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格格不入，人们就应该注意到尼采式的“自我克制”的可能性。精神分析设法实现这种可能性，而雅斯贝尔斯却质疑这种可能性。对人们期望一个具体的和处于某种社会境遇的行动者能拥有怎样的一种自由这一问题一直就存在着争议。存在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各执己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