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哲学与文学-存在主义简论

介入的哲学与文学

克尔凯郭尔的作为主体性的“真理”观是20世纪萨特所说的“介入”这一概念的先兆。似乎是为了贬低客观真理这个概念，或至少是为了表示认同现代科学定义下的“客观性”的新意义，萨特指出：“只存在介入的知识”。另一方面，萨特又赞同由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提出的较为经典的“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和真理观以及他的现象学描述方法（参见下文）。调和这两种观点的一个方法就是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宣称，每一种观点都参照了“真理”这个术语的不同用法。在萨特那里，这是一个把现象学描述融入到一个更为实用主义的辩证真理观念中的问题；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把不同的观点调和起来的问题。这更符合像马钉海德格尔在20世纪20年代引入的解释学的或诠释学的现象学（参见第六章）。尼采曾强调，所有知识都是诠释，并不存在“原初的”、不可诠释的文本。换言之，被算作知识的其实是“完全的”解释。于是，不管是完全赞同尼采，还是部分认同克尔凯郭尔，真理都已被存在主义者“个人化”了。“我的真理”不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

在发表于1948年的著名论文集《什么是文学？》中，萨特详述了“介入文学”这个概念。萨特的基本前提是，写作是一种我们必须加以负责的行动形式，我们不仅要对写作的形式负责，还要对写作的一切内容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赋予萨特一种社会责任感，但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3）中却缺乏这种社会责任感，或至少是没有能详尽阐发。实际上，人们经常批评存在主义者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责任感。萨特早已凭借几部广泛被人们接受的剧本和感人的小说《恶心》而闻名于世，现在又探讨起了散文艺术家的道德责任。萨特承认，“尽管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可以在审美律令的核心处发现道德律令”，即相信两者都是自由的。萨特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赐予-企助”的关系，萨特的这一观念成了他美学思想的关键，不久便被当作消除异化社会关系的普遍模式。这个关系模式并不把人当作纯粹的物体或工具，而是当作自在的价值。当萨特进行以下总结时，似乎一种自由尊重另一种自由的纯粹形式条件获得了一个根本性特征：

“作者从独一无二的观点出发来向那些他想要获得其认同的自由描绘世界，这样的唯一观点总是关于充满着自由的世界的观点。很难想象由作家激发的宽宏大量的释放能被用来认可非正义，以及读者在阅读一部赞同或接受或仅仅放弃谴责人对人的征服的作品时能享受自己的自由。”

换言之，诚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存在主义详细阐述一种社会良心和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至少美术和文学应该介入社会和政治。

在二战后初期写成的这篇重要文章中，有一个萨特后来感到后悔的评论。在这一评论中，萨特在诗歌和散文之间作了一个著名的区分。根据这一区分，诗歌代表任何非工具主义的语言形式或是像音乐、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这样的艺术形式。这些形式本质上是为了艺术而追求艺术，它们不能在违背其艺术本性的痛苦之下介入社会变革。而另一方面，散文由于其工具性的本质，能够、并且现在应该通过其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来培育个体的和集体的自由。尽管萨特随后在一篇论述非洲黑人法语诗歌的革命特征的文章中将修正这个区分，但其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在他看来，我们目前正处在社会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中，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应该介入现实，减轻我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萨特写道，仅仅谴责这些实践是不够的，还需要积极的反抗。在第五章中我们将探讨各种各样的存在主义作家们的社会责任观。但目前只需提几个此类作家的作品中具有的这种社会和政治“介入”特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