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发展和变化：《亨利五世》
如果诗人捍卫自己艺术的前提是戏剧舞台可以成为引导人民驱恶扬善的一种方式，那么显然他们相信人性的改造和拯救是可能的。从我们上面引述杰克斯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并不把人格看成是一种固定的和有限的存在。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要求人物在个性上前后一致，因为若不如此，人物本身就会变得面目模糊，而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会显得混乱。但是戏剧则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富于变化和发展的人性，因为每个人物都已经先被赋予了一个固定的地位和称呼，都由固定的演员来扮演、固定的服饰来表现。今天的观众和批评家在熟悉了小说的形式特点之后再来观看戏剧，往往不能认识到自己对人物刻画一致性的要求其实是无的放矢，完全没有必要为莎剧人物在剧中发生的突然变化而大惊小怪。戏剧家当然能够意识到这种变化的突然和随意，他们也能体会到戏剧制造的喜剧结局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冲突；但正是通过人物的突变和以喜剧收场的方式，他们才能通过比拟来彰显上帝的恩典。
对于莎评家而言，最难解释的无过于《亨利五世》中似乎不可救药的哈尔王储（Prince Hal）如何转变成为莎士比亚史诗剧中英雄式的国王亨利五世（King Henry V）。其实，在对他临死的父亲和观众说的话中，亨利五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很难解释的人格变化：
“如果我作伪，啊！让我就在目前的放荡的生活中死去吧，不必活下去把我计议中的改邪归正的情形做给多疑的世人看了。”
（第四幕，第五场，151-4行）
哈尔王储把王位称为“一袭新的灿烂的衣裳”，此时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哈尔王储改变了的身份；他们将观察这袭新衣是否适合他。王位本身是传承不断的——“国王已死，国王万岁１——而亨利五世在登基之后以如下的言辞表达了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此时仿佛他已经变成了他的父亲：
“我诚心地愿意你的声誉日隆，直到有一天看到我的儿子开罪于你，而且服从了你。这样我便可以重述我父亲说过的话……”
（第五幕，第二场，104-7行）
为了强调这一点，亨利五世采取了奇异的悖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的父亲狂放地进了他的坟墓，因为我的狂放性格也葬在他的坟墓里面了，我要以他的那种性格严肃地生活下去，打击世人对我的预料，粉碎预言，消灭那些只根据我的外表而遽下判断的恶意诽谤……”
（第五幕，第二场，123-9行）
观众——或是亨利五世言中的“世人”——必须要以他展现或表演出来的一切来作出判断，因为“戏剧中可以被理解的东西”说到底不过是表演的行为和熟记的台词。为了创造出一种氛围以使观众能感到亨利五世性格中发生的剧变，莎士比亚特地安排了一场福斯塔夫（Falstaff）与亨利五世的正面冲突——这可以被称为“剧情发展中的一次政变”。莎士比亚先是让我们和福斯塔夫一样相信，随着他“驯顺的羊羔”和“乖巧的男孩”成为国王，他和他的那些同伴会时运大转；而实际上，观众就像福斯塔夫一样先为亨利五世身上的变化感到惊讶万分，而后又完全信服：
“不要以为我是从前的那个人，上帝晓得，世人也必须看出，我已经撇掉了从前的我，我也同样的撇掉了从前陪伴我的人，有一天你听说我恢复了故态，仍就来找我，你可以和从前一样……”
（第五幕，第五场，56-61行）
英国国王的加冕礼一直都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包含着一系列圣意的符号来象征继位人在精神人格上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与基督教中的受洗礼、坚信礼、授圣职礼（就是涂油礼）有关。亨利五世此后不能再随意地取笑国家，因为加冕之后的他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化身；所有个人的欲望从此必须服从于教职。去指责亨利五世没有始终如一的自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剧情的要点就在于他过去的自我已经消亡。在理解莎剧时，我们应该努力相信这种奇迹般的变化，尽管这样的情况与我们现代人的情感体验格格不入。其实这样的转变并不是特别地偶然或令人惊讶，因为奋兴布道家宣称他们每天都能目睹这种变化。
相信人的灵魂能够自新的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乐观的，同时也是反加尔文宗教义的。和当时大多数的基督徒——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一样，在莎士比亚的头脑中，人的一切力量为上帝的恩典所限。无论恶的力量如何诱惑人性中的弱点，上帝的干预总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虔诚地祈祷。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命运是预先设定的。基督徒的“视域”或者说“他们眼中人生的舞台”从原初的意义上讲，是会有一个好结局的，因为无论一个人最终获得了胜利还是被打下地狱，上帝的公平和正义都得到了实现。正是因为基督教设定的世界图景，伊丽莎白时期的悲剧不可能提供一个预先命定的戏剧结构。学者们往往感到莎士比亚戏剧中因缺乏这样命定论的情节结构而弱化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力量，所以他们试图从《哈姆雷特》剧中哈姆雷特的一段台词里找到证据，来说明莎士比亚戏剧中存在着这种命定论的思想，因为这里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毁灭似乎可以被看成是他性格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局：
“譬如个人，也是如此，由于某种脾气天生的畸形发展，常常冲破理性的藩篱，——这是生成如此的，当然不能怪罪他本人，——或是由于某种太不合普通情形的习惯，都能使得他的性情有点什么缺憾；这样的人，身上带来一种缺憾的标记，这缺憾也许是天生的或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他的德行无论是如何神圣般的纯洁，无论是如何穷极人为的优美，但在一般批评起来，仍是要受你那某一项缺憾的连累祸害；一点点的瑕疵，可以使全部的美质都受到耻辱。”
（第一幕，第四场，23-38行）
关于《哈姆雷特》这出悲剧最普通的现代解释便是将它归结为哈姆雷特性格中致命的弱点——犹豫不决；就像我们将《麦克白》的悲剧归结为麦克白的野心或者将《奥瑟罗》的悲剧归结为奥瑟罗的嫉妒——这些特点在现代人的理解中都被认为是人物性格中不可改变的东西，就像解剖学或种族主义中的决定论观念。可是，实际上，哈姆雷特在这段话中所指的其实是性格中的一个明显缺陷会如何影响我们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者说他人会如何把一个瑕疵放大成一个人的全部性格而无视他具有的美德。当然，现在我们发现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会故意显得迟疑不决，跌跌撞撞，与他所谓的个性作着无形的斗争，换言之，现在这个角色的表演采用了电影中那种内向性的人物刻画模式。我们看现代哈姆雷特的表演就仿佛在看一个残疾人努力地攀登纽约帝国大厦，而这样看其实无法穷尽这部戏剧所能带给我们的东西。观看莎士比亚悲剧的观众并非被恐惧和怜悯这样的情感完全地控制，被动地期待从中获得心理上的净化和升华；相反，他们是在积极地理解、解读，并对剧情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对哈姆雷特时而同情，时而批评，时而认同，时而拒绝。
为了理解这部戏剧的关键问题（借用一句哈姆雷特自己的话），观众必须要进入戏剧人物通过独白表现出的情感中去；但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旁观者的身份。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总是被精心地置于一个独立的时空之中，开头和结尾都有合唱团的旁白使之与观众隔离开来。莎士比亚在剧中使用了几乎所有可以产生陌生化效果的技巧：人物对于剧情本身高度自觉的描述，特别安排的歌曲演唱，关于剧情的概括总结，哑剧表演，戴面具的人物，喜剧性的幕间表演，有意为之的时间错误，关于戏剧主题的评论以及对于抽象观念图示化和象征性的再现。当然，观众们自己的价值观始终是起作用的，他们并不完全相信戏剧讲述的内容。对学者来说，这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中最难理解和最难把握的一方面，同时也是莎士比亚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地方，它必须要在戏剧的对白中展现出来。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莎士比亚思想的戏剧化表现从始至终都涉及到戏剧人物和观众的反应与解读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