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和智者
在柏拉图的辩护计划中，苏格拉底与智者的交锋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格拉底与智者在当时被视为是一路货色，所以柏拉图的辩护就是要表明，苏格拉底和智者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柏拉图把苏格拉底描写成哲学家的典范，因此，从抽象地意义上看，苏格拉底与智者的交锋代表了一种真哲学与假哲学之间的交锋。
柏拉图在其篇幅最长、最富戏剧性的《高尔吉亚篇》、《普罗泰戈拉篇》和《欧谛德谟篇》等3篇对话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与智者及其弟子的思想交锋。我将连同《理想国》第一卷的内容对上述3篇对话一起进行考察。从作品本身看，《理想国》第一卷或许曾经是一篇单独的对话；即便不是这样，它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柏拉图早期对话作品中那种质疑和反诘的辩论风格，其实《高尔吉亚篇》里的卡里克勒斯和《理想国》里的色拉西马科斯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除了这些主要的戏剧性对话作品之外，苏格拉底在两部“希比阿篇”的对话中也与智者展开了一对一的辩论。
智者在古希腊语中叫作“sophistes”（源自形容词sophos，是“有智慧”和“有学问”的意思），原来是指“专家”或者“圣贤”。著名的希腊“七贤”也被称为“七智者”。在公元前5世纪，智者是指那些像在苏格拉底对话中的普罗泰戈拉和希比阿那样四处讲学的知识分子。我们在前面看到，智者在某些地方被看作是危险的破坏分子，他们通过自然科学和诡辩技巧来颠覆传统的宗教和道德。与其他人不同，柏拉图对智者的描写更加细致精确。在智者的思想中确实有颠覆传统的内容，如卡里克勒斯和色拉西马科斯就猛烈地攻击传统道德。在诡辩中，欧谛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厚颜无耻地蓄意哄骗对手。但是，柏拉图并没有把智者这个阶层描写成为道德的颠覆者或是假冒的辩论者，更不用说把这两个恶名都加在智者头上。《普罗泰戈拉篇》中的智者向人们传授生活的技艺，但这种生活技艺并不否定传统的社会道德，反而是在延续传统社会的道德，因为他是在为传统的教育内容拾遗补缺。他通过一个故事说明，社会道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就必须要与社会合作，必须要一种道德。他以此来为传统道德辩护，并说明基本社会道德的重要性，特别是正义和自制的重要性。他对自己观点的论证是比较合理的，在某些地方还很有说服力。有趣的是，柏拉图根本没有提到智者以弱胜强的诡辩术，以及他们关于神灵的存在论和本质的不可知论。智者普罗狄库斯也出现在《普罗泰戈拉篇》里面，他在柏拉图的其他对话中也经常被提到。据说，他对宗教的起源做出了自然主义的解释，所以被某些古代学者视为无神论者。柏拉图在这个对话中没有提到这些，只是取笑了他咬文嚼字的怪癖。在《普罗泰戈拉篇》和《大（小）希比阿篇》的对话中，希比阿被描写成为一个博学者，他的兴趣广泛，科学、天文学、历史学、文学批评和记忆术无所不包。在《大希比阿篇》中，他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辩才，柏拉图也没有提到他有什么激进的观点。高尔吉亚一出场就提出，作为他专长的修辞术（也译为雄辩术）是一门无涉价值观的学科（455a），但是在苏格拉底的诱导下，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必须知道什么是正义和不义。如果他的学生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他可以再教他们（460a）。当然，他在对话中并没有对正义和非正义作出实质性的说明；而且这个对话也没有提到，卡里克勒斯是从高尔吉亚那儿学到非道德主义的。如果说高尔吉亚对卡里克勒斯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在表达自己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时所充分体现出来的雄辩力量，这可能更符合高尔吉亚的实际情况。在柏拉图看来，这种影响和强行灌输一样危险。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就像他对智者学说的描述一样，柏拉图对智者品性的描写也很细致。至少他没有总怀着敌意来刻画智者的形象。色拉西马科斯确实令人生厌：高傲、粗鲁、放肆（他甚至告诉苏格拉底，他让照料他生活的人为他擦鼻涕）（343a）。希比阿是一个博学又自负的笨蛋，但柏拉图对其他智者的描写要更加温和一些。比如，《欧谛德谟篇》中的那两兄弟的骗术如此明显，一眼就能被人识破，以至于他俩儿看上去都有点讨人喜欢了。而普洛狄库斯则是个有点滑稽的人物。普罗泰戈拉是一个受到更多关注的人物，他确实有些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当他被苏格拉底问住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恼怒，但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爽快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即使是有那么一点屈尊俯就的样子，他还是对苏格拉底表示了自己的敬意。更重要的是，柏拉图把他看作是一个必须从思想上认真对待的人物。他为捍卫社会道德和他的教育者身份所作的发言，都是柏拉图的严肃之作。在同苏格拉底辩论的时候，他始终能坚持己见。当我们再看看《泰阿泰德篇》里面对他学说的长篇批判（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其他智者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柏拉图确实很重视他。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智者非正统的宗教观并不感兴趣（后来在《法律篇》第十卷里面，柏拉图提出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无神论会导致不道德的行为，他建议用国家的手段来禁止无神论的传播——包括动用死刑来惩处那些信奉无神论的人——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不会持这种态度的）。他面临的严峻挑战来自智者色拉西马科斯和高尔吉亚的伙伴卡里克勒斯所代表的智者派的道德思维方式。卡里克勒斯比较明确而色拉西马科斯比较含蓄地表达了他们的一种思想，其基本内容就是将自然的东西和习俗的东西区别开来。他们断定，人性都是自私的，同其他动物一样，人也有寻求最大自我满足的自然冲动。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就是能够无限制地满足自己的自然冲动。在他们的眼里，法律和道德都是为了限制人们的自然冲动而采取的一些社会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增进一些人的幸福，其作用就是强迫人们牺牲自己的幸福来保证其他一些人的幸福。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将他们自己的幸福置于他人的幸福之上，所以每个人理性的选择就是使自己摆脱法律和道德的束缚。（卡里克勒斯还进一步强调，这不仅仅是理性的行为，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正确或正义的行为，因为只要个人有力量使他人为自己服务，他就有权利这么做，法律或道德的错误就在于试图阻止人们这么做。）
前一章勾勒的苏格拉底的道德理论是对智者挑战的一种回应，尽管这种回应还缺少应有的说服力，因为苏格拉底还没有将道德和行为者的幸福有效地联系起来。但是除了这种彻底挑战传统道德的观点之外，智者派的思想里面也有维护传统道德的声音，从而能够回应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一挑战。如普罗泰戈拉在对话中（见《普罗泰戈拉篇》）就提出了道德的社会起源论。这种理论反对那种把自然和习俗截然对立起来的主张。相反，它强调以社会道德形式出现的习俗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因为这些行为准则是自然而然地产生，是人类为了生存去适应外界环境的结果（社会就是由此而形成的）。其实习俗并没有妨碍人性的发展，相反，只有通过习俗的作用，人性才能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得以延续和发展。
因为普罗泰戈拉赞成传统道德，尤其是正义和自制的道德，这样他就加入到了反对卡里克勒斯和色拉西马科斯的阵营中。尽管这样，苏格拉底还是找出了他理论上的漏洞。虽然苏格拉底没有明确说出来，但还是暗示了，普罗泰戈拉把正义和自制仅仅看作是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不是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正义和自制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是为公共生活谋福利的必要前提，并不是要求人们时时处处都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只要人们大体上能遵守就行了。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只要既不危及社会秩序又不用受罚，那偶尔做点坏事也未尝不可。（这是一个“搭便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理想国》第二卷里面有过相关的讨论。在《普罗泰戈拉篇》里面，苏格拉底批评普罗泰戈拉把具体德性与整体德性割裂开来（见前面的相关论述），其实是没有抓住德性的实质，所以他称自己是德性问题的专家（换言之，他可以教授政治的技艺，319a）是骗人的。像希波克拉底等人都去请教他德性方面的知识，这不仅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金钱，而且还可能会得到错误的德性观和人生价值观（312b-314b）。
智者是一些危险人物，但不是像大众讽刺挖苦的那样。他们是一种威胁，但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宣扬无神论或不道德的行为（即使有些智者确实在传播无神论或是反道德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是专家，能够回答“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的知识。这是一个在苏格拉底与智者交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普罗泰戈拉声称，他可以教会人们如何去获得德性，但事实证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德性。欧谛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也断言可以教授德性（275a），但实际上他们教授的只是修辞技巧。（按照柏拉图的描写，普罗泰戈拉对他自己的主张坚信不疑，但对话中的兄弟二人就很难说了。智者是否相信他所说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主张没有什么事实根据）。希比阿自称他什么都懂，包括作为德性组成部分的美和高尚的本质，但事实证明，他和其他的智者一样，都只是徒有其名罢了。相反，苏格拉底一般不自称是专家。他所要表达的是对哲学任务的真正把握，是寻求真正的生活技艺；要获得这种技艺就要真正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正确的人生目标。
在《高尔吉亚篇》里面，通过与修辞术进行对比，苏格拉底强调了自己的这种哲学主张。生活的技艺旨在寻求德性，需要知道德性是什么，而修辞术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这些人并不知道欲望满足的结果是好是坏。因此生活技艺的真正专家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出人意料地声称，他拥有生活技艺的专业知识。如果人们的生活没有哲学的指导，而只受修辞术左右，那么结果就是用对快乐的追求代替对德性的追求，接着就可能出现卡里克勒斯那样的道德混乱。在卡里克勒斯看来，德性就是毫无顾忌地追欢逐乐。同其他智者不同，高尔吉亚似乎没有断言他能够传授德性。这样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批评的不是智者对专业知识的占有，而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这种做法主张通过说服技巧而不是通过哲学探究来确立基本的价值观（在柏拉图看来，最典型的就是雅典的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