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与死亡
大约在公元前400年或者399年初，一个名叫麦勒图斯（Meletus）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下控告：
此控告由皮托斯区的麦勒图斯的儿子麦勒图斯提出，并发誓保证所控属实：阿洛佩克区的索福洛尼克斯的儿子苏格拉底是一个坏人，因为他拒绝承认雅典城邦所公认的诸神，并且引入了其他的新神。他还是一个腐化青年的罪人。对他的刑罚应该是死刑。
另外还有两位控告人：不出名的吕柯（Lycon）和在复辟的民主政府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阿利图斯（Anytus）。在由负责宗教事务的执政官（大家都称他为“国王”）主持完预审之后（在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开头有提及），这个案子就在公元前399年的初春交由500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进行最后的裁决。
关于这场审判的过程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在苏格拉底死后，有不少作者声称记录下了控方的控词和苏格拉底的辩词。由柏拉图和色诺芬所写的两篇苏格拉底的辩护词最后留存了下来，而控方的控词则已佚失。在控辩双方出示证据，作完陈述之后，由陪审团投票来裁定苏格拉底究竟是否有罪。根据柏拉图的《申辩篇》（36a），投票的结果是，认为有罪的是280票，认为无罪的是220票，前者比后者多了60票。一旦陪审团作出了有罪裁定之后，就要由控方和辩方分别提出他们所希望的刑罚，然后再由陪审团在两种刑罚中间作出选择。控方要求处以苏格拉底死刑，（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开始拒绝提出对他应该使用什么刑罚，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提出一笔罚款，数额为半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相当于一个熟练手工艺人8年的收入（38b）。陪审团投票的结果是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按照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最后主张死刑的人比开始主张有罪的人又多了80人，即有360人主张死刑，只有140人不主张死刑。显然，苏格拉底拒绝接受刑罚使原来认为他无罪的一些陪审团成员对他产生了反感。
通常宣判之后马上就要执行判决。可是这次审判时正好赶上要派人去神圣的德洛斯岛举行每年的祭祀活动，为了保证仪式的纯洁性，规定在这个时间不能处决犯人。因此在宣判和执行之间还有一个月的间隔。苏格拉底在这个期间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的朋友可以来探监。柏拉图在《克力同篇》表示，苏格拉底有机会越狱逃脱，大概城邦当局也默许，因为处死这样一个著名人物会让他们很难堪（45e，52c）。虽然有越狱的机会，但苏格拉底还是拒绝逃跑，决定坦然赴死。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描写，使苏格拉底之死名垂千古。执行死刑的方式是让犯人自己喝下从毒芹属植物提炼出来的毒酒，尽管这种刑罚没有通常的酷刑那么可怕，但是医学上证明，这种毒酒喝下去之后还是很令人痛苦的，苏格拉底不可能像柏拉图描写的那样，死得很平静，很有尊严。依照柏拉图的描写，苏格拉底最后说的话是“克力同，我们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一只鸡，记住要还清这笔债务”。阿斯克勒庇俄斯是药神，有病的人只要向他献上一只公鸡作为感恩的供品，身体就能得到康复。如果这确是他的临终遗言，那么有趣的是他最后关心的还是与宗教仪式有关的事情。（这个情形让18和19世纪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崇拜者们有点尴尬。）柏拉图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因而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对苏格拉底遗言的描写更多的是出于戏剧夸张而非历史真实的考虑。假定这个遗言最终表现了苏格拉底的虔诚，那么色诺芬的描写应该比柏拉图的更符合实情一些。近来有一个很巧妙的观点认为，根据《斐多篇》陈述的一些细节可以判断（59b），苏格拉底喝下毒酒的时候，柏拉图因为生病并没有在常向药神献上公鸡，是因为柏拉图身体康复而要表示感谢，同时也标志着他是苏格拉底哲学的继承人。这种自我吹捧似乎不太可信。以前还有一种观点（如尼采的观点）认为，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表达了苏格拉底本人对摆脱生命疾苦的感激之情（参见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台词“在生命的阵阵兴奋之后，他终于睡着了”），这种看法似乎更有道理。
由于这次审判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们无法准确地再现控方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上面提到的那些信誓旦旦的指控非常含混，可以将许多行为都列入其中，而依照雅典的法律诉讼程序，准许控方提出一些与指控书内容完全无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陪审团对于被告是否有罪的最后裁决。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苏格拉底被定罪的真实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因为据说受他影响的朋友都是一些以反雅典城邦和反民主政体而知名的人物，尤其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克里底亚。演说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直截了当地宣称“你们这些雅典人杀害了智者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你们认为他曾经教过克里底亚，而克里底亚又是推翻了民主政体的三十僭主之一”。考虑到阿尔西比亚德斯、克里底亚、卡尔米德这些人都声名狼藉，再加上苏格拉底其他两个知名的朋友费德鲁斯（Phaedrus）和厄里西马楚斯（Eryximachus）（还有苏格拉底圈子里的其他人）又曾卷入公元前415年发生的一起广为人知的诋毁宗教的事件，这就难怪有人要利用上述人等的种种劣行来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公元前403年曾经通过一个大赦令，使人们可以免于因过去所犯的罪行受到指控，但是并不排除可以用这些犯罪前科来说明被告的品行。至少从指控苏格拉底腐化青年来看，肯定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宗教上的指控只是为了掩盖纯粹政治上的指控，或者说所谓的腐化青年与宗教和政治问题都不相干。我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420s）中看到，苏格拉底被描写成一个传统宗教的颠覆者，他用自己的“新神”，如“空气神”和“旋涡神”来代替传统的诸神。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传统道德和正统教育的破坏者。在《申辩篇》中，柏拉图认为，某些对苏格拉底的污蔑之词到公元前399年还在四处流传。我相信柏拉图所言属实。尽管公元前5世纪对普罗泰戈拉和欧里庇得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指控完全是不可信的，但是阿那克萨戈拉还是被迫离开了雅典，因为他害怕会因为自己曾大不敬地宣称太阳不过是一块烧红的石头而受到指控。柏拉图在《申辩篇》中（27d-e）很注意将苏格拉底和阿那克萨戈拉区别开来，这表明他知道，苏格拉底也可能遭受类似的指控。
当然也有证据表明，在当时的人看来，苏格拉底个人的宗教行为和宗教态度均很古怪。他公开宣称他听从一种隐秘的神示，这是一种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会警告他不要去做有害于自己的事情，比如去从事政治。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说，麦勒图斯在控告中歪曲了他的主张。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明显违法或是不敬神的地方，但是联系到他那些不守成规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相信游叙弗伦（Euthyphro）在对话中所言不差，苏格拉底没有依照通常的途径与神沟通。事实上，雅典城邦从公元前4世纪就能够接受外来的新神，比如狩猎女神本狄斯神（Bendis）和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被正式地供奉起来，但个人迷信还是被视为危险的举动，而且要以死刑加以惩处。当苏格拉底被看作是个人迷信的带头人时，人们的这种偏见就会给他带来伤害，这在一些文献中有所暗示。在喜剧《云》中，在描写苏格拉底引荐斯特里普斯亚德斯（Strepsiades）到他的“思想学校”时，阿里斯托芬模仿了一种神秘宗教的入教仪式，这明显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嘲讽（250-74）。而在阿里斯托芬的另一部喜剧《鸟》（创作于公元前414年）的一段合唱中提到，苏格拉底在一个神秘的湖畔招魂唤鬼，而他的朋友卡厄里芬（在喜剧《云》中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这只蝙蝠”就是他招唤出来的鬼魂之一（1553-64）。人们还认为，苏格拉底还带领一帮人，搞神秘学研究，有一次在波提达依，他陷入迷狂的状态，纹丝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冥思苦想了一整天，这些都是指摘他行为怪异的依据。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既是一个不敬神的自然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装神弄鬼的苦行者，他的这两种形象似乎彼此不太吻合。但这种形象上的矛盾在公元前5世纪还不是很明显。无论如何，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当时的思想风气，而不是那些听上去振振有词的罪状。我认为，在古希腊人看来，苏格拉底是宗教的离经叛道者和传统道德的颠覆者，他密友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已经充分地显示了他对年轻人的负面影响。
关于控告苏格拉底的理由就说到这里。至于苏格拉底的辩词，一直有人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苏格拉底并没有提供什么证据来反驳控方，但许多事实表明，苏格拉底确实进行了申辩，只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太与众不同，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事先根本就没有打算要进行申辩，或者说他不是当真希望可以使陪审团相信他是无罪的。（西塞罗[Cicero，《演说集》，1.231］还有其他人都曾描述说吕西亚斯为苏格拉底写了一份申辩词，但没有料到，苏格拉底拒绝在法庭上宣读。这个故事很可能只说明苏格拉底的申辩词只是吕西亚斯写的许多篇演说稿中的一篇。见普卢塔克[Plutarch]写的《吕西亚斯传》，863b。）我们自然要问，由柏拉图和色诺芬写的两个不同版本的《申辩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苏格拉底申辩词的基本内容。这两部作品在性质上迥然不同。柏拉图的《申辩篇》要比色诺芬的版本长4倍，声称是一字不差地记录了苏格拉底发表的3篇申辩词，第一篇是对他控罪所作的辩护，第二篇是他被定罪之后对刑罚问题所作的申诉，第三篇是在陪审团投票判他死刑之后，他对陪审团发表的演说。色诺芬的《申辩篇》是一部叙事性的作品，它首先解释了苏格拉底为什么事先没有打算进行申辩，接着从苏格拉底的主要申辩发言及其向陪审团所作的最后陈述中摘录了一些内容（用直接引语叙述），最后对苏格拉底在审判之后讲的一些话进行了记录和汇编。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尽管它们都反映了苏格拉底对他3条罪状所作的申辩，但是在申辩的内容上有很大的出入。色诺芬描写的苏格拉底驳斥了对他不信城邦诸神的指控，他认为自己一直积极参加城邦公共的敬神活动；至于指控他引入了新神，苏格拉底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他得到了神示。在他看来，传统宗教也经常依赖于神示和神谕。他还驳斥了说他腐化青年的指控。他强调，对于传统美德，他一向是身体力行，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他还声称，人们真正不满的其实是他对青年的教育，但他认为，这种教育对青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苏格拉底说话的口气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于读者可能都会觉得奇怪，人们为什么会告他。
相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开始就表示，现在对他的指控是对他长期误解的结果。这种误解最早要追溯到阿里斯托芬对他的讽刺挖苦，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最主要是两条：一是说他自称是自然哲学的权威，另一个说他是为了钱才去教书的（在反驳第二个谎言的过程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否认他教过任何人，这与色诺芬笔下的不同）。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之所以对他的行为有所曲解，是因为他声称具有某种智慧。正是对这种智慧的解释使得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远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之上，因为前者的解释相当于是一篇自辩词，他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和世俗成规迥然有别。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个使命的渊源起于苏格拉底的朋友卡厄里芬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去求神谕。卡厄里芬问神灵还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神谕上说没有了。因为苏格拉底知道他并不具有什么专长，他对神谕的内容感到有些迷惑，就在那些公认的权威中间去寻找比他更有智慧的人（他首先找了政治家，随后又找了诗人和手艺人）。通过对他们专业知识的询问，苏格拉底发现这些权威实际上不具有他们自己宣称的那种智慧，反而是他自己更有智慧，因为他至少知道自己的无知。于是，他明白了，神谕之所以说他有智慧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所以他的神圣使命就是告诉其他人，他们所谓的智慧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正是履行了这种质问他人的使命（通常就是指“苏格拉底的反诘法”，“反诘”这个词的希腊原文elenchos，就是“审视”、“质问”的意思）使得他不受欢迎，旁人对他也产生了误解。他在申辩中强调这种使命会给城邦带来最大的利益，他有义务严格按神的旨意执行这种使命，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段叙述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最明显的就是神谕的真实性。这段叙述有依据吗？或者按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仅仅是柏拉图的杜撰？没有关于德尔斐神谕的正式记载来帮助我们确证这段叙述的真实性。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有关神谕上的回答都出自文学作品，其真实性都有待一一考证。事实上，色诺芬也提到了这个神谕，但这也不算是一条独立证据，因为他在写作时就已知道柏拉图对此事的记载，因此他对这个神谕的叙述多半来自柏拉图。我们很难去考证这个神谕的真实性，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可。如果它是假的，那为什么柏拉图要点明是卡厄里芬去求神谕而不是说是“某个人”去求神谕？为什么他还要补充一个旁证说，尽管卡里芬在苏格拉底受审时已经去世，但他的兄弟还健在，可以证明这段叙述的真实性？这段叙述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起了不同的作用，这比其历史真实性更为重要。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神谕上说的是，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具有自由的精神，更公正，更有自制力，后又引用了一些事例来证明上述这些美德，而对于他的智慧就提得很少。按照柏拉图的记述，神谕上说的是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了，而苏格拉底的智慧就是自我认识。色诺芬意在利用这段叙述凸显苏格拉底身上的传统美德，而柏拉图则是要说明，苏格拉底的反诘是在履行一项神圣的使命，是一种最虔诚的行为。
柏拉图关于神谕的叙述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在他笔下，苏格拉底不再追寻神谕的意义，转而通过不断盘问雅典公民来关切他们的灵魂，以此作为他终生的志业。《申辩篇》23a有一段对神谕意义的阐释：“事实上神（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人的智慧不重要，甚至毫无价值……人哪，苏格拉底才是你们中间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智慧”。这个发现并没有让苏格拉底停止探求，反而使他继续追问：“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遵照神的旨意四处奔波去寻找我认为是有智慧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雅典公民还是外邦人；当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智慧的时候，我就要代神向他指出，他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苏格拉底要“代神”向人们指出，他们自夸的智慧是毫无根据的呢？神要求他去告知人们，只有神才拥有真正的智慧，人没有真正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呢？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承认自己比不上神；对于那些试图要僭越此一神人差距的人，都要受到神严厉的惩罚，比如阿波罗神曾经痛斥好色之徒玛息阿（Marsyas），因其要与他在音乐上比个高低。然而，人们从苏格拉底的质问所得到的益处并不是那种表面上的东西。苏格拉底的质问是要人们“关注智识、真理和灵魂的最佳状态”（29e），因为“正是因为德性，财富和其他东西才可能在公私两方面都对人有益”（30b）。自我认识和灵魂向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自我认识就等同于灵魂向善，是灵魂向善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或者就是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说苏格拉底为神效劳能够给城邦带来最大的好处。
自我认识和灵魂向善之间的具体关系在《申辩篇》里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清楚的是，柏拉图把知识和德性的关系作为许多苏格拉底对话的主题。按《申辩篇》里的描述，这也是苏格拉底用来反驳说他不敬城邦诸神的要点所在。与色诺芬不同，柏拉图并没有提及苏格拉底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是否遵行了传统的宗教礼仪。他是把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方式视作更加高级的宗教实践，即服从一位要我们完善自己灵魂的神。色诺芬和柏拉图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编排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回答，色诺芬强调苏格拉底身上十分传统的虔诚和德性，柏拉图则将苏格拉底描绘成履行哲学生活方式的楷模。
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回答显示出苏格拉底质问的力量。当麦勒图斯指控苏格拉底引入新神，苏格拉底就通过盘问使麦勒图斯承认自己的立场是前后矛盾的，因为麦勒图斯既坚持说苏格拉底引入了新神，同时又说苏格拉底不承认神的存在。至于指控他腐化青年，苏格拉底就反驳说，如果他腐化了他们，那他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要是腐化了青年，他们便会加害于他，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这么做过。苏格拉底的后一个论点对他在柏拉图其他几段对话中提出的伦理命题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柏拉图所设计的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反驳，不仅依赖于苏格拉底的辩论技巧，而且还借助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说。在柏拉图看来，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并不是一种人身攻击，更重要的是一种对苏格拉底哲学实践的攻击，要对这种攻击进行反驳，就要指出苏格拉底其实是在为神效劳，而且还要充分利用苏格拉底的论辩技巧及其思想学说。与柏拉图不同，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反驳就没有什么哲学内容。
要想通过把色诺芬和柏拉图的描写结合起来，做到真实地重现苏格拉底受审时的自我辩护，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按自己的思路来编写苏格拉底的申辩内容。我认为，不可能弄清苏格拉底是否真的作过按柏拉图或色诺芬记述的那些陈述或申辩。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认为，与色诺芬的记述相比，柏拉图的记述更能抓住当时审判的气氛，更能体现苏格拉底申辩的真实内容。原因有二。首先，与色诺芬的记述比较，柏拉图强调了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嘲讽及其影响（色诺芬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方面），这就把对苏格拉底的指控置于相关的历史背景之下，也使对苏格拉底不敬城邦诸神和引入新神的指控听起来更可信。其次，苏格拉底的申辩与众不同，色诺芬对此的描述却枯燥乏味；而柏拉图却生动有趣地记述了苏格拉底视其反诘为敬神利邦之举的事情。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作家都指责苏格拉底傲慢自大，柏拉图本想替苏格拉底辩解，但在他笔下，苏格拉底在宣称其反诘是敬神利邦之举时比在反驳对他的指控时表现得更为傲慢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