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之外还有很多了不起的艺术
很多人的艺术经历主要还是在自由现实主义形式范畴内，与后现代主义相比，他们更有信心获取真理，获取一个不仅与政治因素相关、更与人道主义关怀相关的真理。约翰·厄普代克、伯纳德·马拉默德、诺曼·梅勒、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思、海因里希·伯尔、伊恩·麦克尤恩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小说家所创作的许多作品到现在依旧起着重要作用，可以帮助许多人理解当代生活，正如约翰·阿什伯里、弗朗西斯·培根、英马尔·伯格曼、卢西安·弗洛伊德、京特·格拉斯、哈罗德·品特、弗朗索瓦·特吕弗以及其他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做的一样。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可这样的名单，但是这些名单可以提醒我们，在理论乃至明显的政治动机之外，是我们每个个体共同写就了正典，以记录和保存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活动中，后现代主义艺术一直是个很有影响的组成部分，但并不占明显优势。
然而，在怀疑论和信仰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意识形态的压制策略和自主身份的保留策略之间重新进行论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是这些方面肩负着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进行说明和批判的重大责任。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或许并没有牢牢把握职业政客们的日常活动，而我猜想对他们所能施加的影响就更小，尽管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巨大影响下，人们开始对性别和种族这些“身份”政治采取日益开明的态度。作为文化批评家，他们倾向于将政治、伦理动机看作一种争论，一种关于某些以图像为主的表征性活动是否合法的争论。他们这样做确有其道理。
在本，我试着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解释和评论，因为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该轮到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去面对新生一代的质疑了。正因为如此，我将注意力尽量集中在那些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上。由于“理论的兴起”，围绕后现代主义的论战（与围绕现代主义的论战不同）有着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这些论战提出了一些反复出现的哲学问题。正是这种根本性、深层次的辩证对话——理性和怀疑、现实和图像、政治权力的接纳和排除之间的辩证对话——才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核心所在，而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还会将这一辩证对话继续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