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政治
在自我本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者或许不能像关注责任的道德哲学那样作出令人信服的表述，但是他们确实成功地借用了福柯的论点来揭示在所有社会中权力话语是如何运用而使下层群体边缘化的。因为这些权力话语并不仅仅对自我进行去中心化和解构；它们同时还起着将未参与其中者边缘化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出现过许多这类举止古怪的边缘人物，如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中的科尔豪斯·沃克、安杰拉·卡特的《马戏团之夜》中的菲佛斯、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中的萨利姆·西奈等。萨利姆在社会上无足轻重，但他的身份危机（以及他和同他一样在印度独立时出生的其他人之间神奇的心灵感应）可以被看作象征着整个国家的危机。小说中他的确告诉我们：“不管从本义还是喻义来说，我都既主动又被动地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小说对印度的政治史进行了解构，表明边缘的可以看作中心的，事实上西奈（就像是阅读文本的读者一样）出现于周围各种碎片式叙事之中。小说并无意（像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弄懂个人生活的情感逻辑，而是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揭示自我是由历史事件的矛盾和冲突所组成的。小说甚至运用了荒诞夸张的手法，比如萨利姆说：“尼赫鲁的死……也都是我的错。”甚至他的脸就是“印度全国地图”。然而，在小说结尾时，他不过就是个“头重脚轻的大头侏儒”（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京特·格拉斯《铁皮鼓》的影响）。
通过抨击中心观念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思想促进了差异政治影响的扩大。在后现代状况下，界限分明的阶级政治让位于更为散播、多元化的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通常有意识地彰显边缘化身份，对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
身份政治的一个例子便是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这无疑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这里的观点就是认为女性被排斥在父权制象征秩序之外，即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之外。也正因如此，女性被认为是低劣的，遭到“他者化”。她们受德里达所说的“错误等级制度”的压迫，被赋予弱势价值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男性气质被赋予的强势价值观。这从上文对卵子和精子的争论中可见一斑。
因此，女权主义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女权主义批判男性使用元话语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以维护男性对权力的控制；女权主义试图把权力赋予女性个体，以此进行对抗。然而，我赞同本哈比等批评家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认为采取这种行动的女性“仅仅”是占据了“语言的另一立潮而已。“社会建构”这一后现代主义观点忽视了个体是如何通过维护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关于他／她自身的叙事而建构自我的。这是理解个人创造性的关键所在。它证明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而成长这一事实通常被那些持自我是“社会建构”之观点的理论家所忽视。当然，我们可以在任何人的自传中辨别出传统规范以及对社会建构话语的认同——但是就我们自己的自传而言，我们（就像罗兰·巴尔特那样）既是作者，又是人物。也正因如此，尽管我们由异律代码组成，但我们仍然可以寻求古典自由主义式的自主性。本哈比认为女性尤其需要这种自主意识，其结论是由福柯和德里达理论发展而来的强硬的建构主义观点实际会“削弱……女性对自己的解放意愿的理论表述”。通过削弱女性对自身能动性及对自我的意识，他们拒绝让女性重新塑造自己的历史，也就否定了开展激进的社会批评的可能性。然而，后现代主义态度与信奉任何既已确立的哲学理念如此格格不入（一旦有了任何确立的理念，醉心于德里达思想的理论家会随之对其进行解构），这对女权主义来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确实，或许更明智的选择不是遵循后现代主义路线，因为其结局往往是激进的分裂主义，而是采用一种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方式，在循序渐进中获得解放。因为尽管后现代主义观点帮助过很多人，使他们明确了自己与多数派，或者说“当权派”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但是意识到自己的异见者身份，这不过是第一步而已，要开展有效的政治行动，所需要的远远不止这一点。
自由论者和后现代论者一样，认识到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去质疑那些划分我们社会角色的界线，质疑这些界线所预设的概念框架的有效性和主导性；而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在以这种方式抵制限制性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有效。他们经常试图用越界–解构的手法，在性别、人种、性取向及种族等方面松开概念对我们思维的束缚，要求我们采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立场，认识差异，接受社群中的“他者”。在这样一个多元的（话语）世界里，不可能有哪一个概念框架能获得一致的认可。既然没有哪一种认知论可以占据主导地位，各种概念框架之间的竞争便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权力争夺的一部分。
因此，后现代主义自我与处于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中心的自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被看作自主的、理性的、核心的，出于某种原因而不具备任何特定文化、种族或性别特征。后现代主义分析则摈弃了这种乐观的、普适性的康德式概念，认为自我由语言体系构建，尽管从表面来看这些语言体系明显支配的是无产阶级、女性、黑人和被殖民者，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处在这些语言体系的控制之中。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我决定论到受马克思主义启发而强调的他者决定论，这一总体变化的意义非同小可。它对正统的英美后启蒙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强调个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身份差别。正如罗伯特·休斯在他的《牢骚文化》中所称的那样（当然这一点显然很有争议性）：它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促使很多人视自己为受害者。我们会在下一章深入讨论这一文化。
结果就是，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大量后现代主义思想、写作和视觉艺术在抨击陈式化分类，维护差异，等等，但是当这些群体在理论中并借助理论从多数派的主导分类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就会要求别人承认他们是“真实的”但相互独立的群体。这类分析的受益者既是鼓吹脱离者（他们从正统中异化出来并憎恨正统），但同时又带着点集体主义的特点（因为他们同其他异见者站在一起）。那么，这些用差异来界定的群体，这些消除既定分类后出现的产物，又如何与现存的政治中心进行交流呢？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因为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任何整体化社会理论和社会图景都一贯持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敌意。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受左翼思想激发而对权威所产生的不信任感（如利奥塔理论）使差异得以被接受，但是那些极力赞成让这些依据差异而界定的群体各自为政、相互竞争、通过斗争解决争端的，却是那些右翼人士，他们信仰个人自由，希望政府的管制越少越好。因此，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旦作出批判之后，如何能够明确其理想群体，同时又能避开宏大叙事，避免“退回”到康德主义或“本质化”的启蒙运动思想呢？没有现成的社群模式可供参考，这一点对于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那些想得不那么长远、目标就定在现世的思想家来说却至关重要。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对立性维持了下来，但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一旦这些差异和不同的身份得以确立，它们就和一切和谐的中心意识形态切断了联系。因而后现代主义者像是在呼唤一种无法归约的多元主义，与任何统一信仰准则断绝关系，从而可能无法产生共同政治行动，并始终对他人的主导地位持怀疑态度。就这样，他们背弃了启蒙运动理念，而大多数西方民主社会的法律体制正是以启蒙运动理念为基础的，目的在于建立普遍的平等和公正。的确，后现代主义者普遍认为，源自启蒙运动的理性声称将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理念推及到所有人，但“事实上”它却是一种压迫性体制，即福柯所谓的控制，而理性本身，尤其是当理性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时，就是极权政治的早期萌芽。
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发起的攻击表达了韦伯式的怀疑论，质疑技术至上的消费社会和“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手段–目的理性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后现代主义怀疑论却也同样针对理性交流本身所使用的手段。尤根·哈伯马斯是最为雄辩的左翼批评家之一。他指出，这种后现代主义转向、放弃沟通甚或共识理性的理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他看来沟通和共识理性是抵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最好手段，而他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批评家。他主张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个“理想的谈话环境”，一种尽可能不受福柯式权力效应所扭曲的交际方式；同时我们也应该致力于唤起一种共识性和社会团结意识，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对这种共识和团结意识极度不信任。
对很多人来说，后现代主义理论让人无所适从——后现代主义者不过是一些认识多元论者，没有坚定的普遍立场，因此，他们作为批评家不管思想如何激进，他们外在始终缺少业已稳固的观点，而这意味着就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政治而言，他们事实上是一群被动的保守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