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力量
凡是比较系统地使用语言的行为都可以视为具有赋权的功用。你相信年轻医生说的话，同意让他对你施行麻醉、切开你的身体、帮助你康复。在某一社会群体中，那些被赋予权力而使用话语的人包括医院、法庭、考试委员会以及像我这样著书立说的教授，他们所拥有的权威通过话语的语言游戏得以表达和实施。同时话语的语言游戏也可以用来对那些游离在这一话语圈子之外的人——如女巫、麦斯麦疗法催眠师、信仰疗法实施者、同性恋者、共产主义同情者、无政府主义异见分子等——进行压制、排斥或者边缘化。上文我们讨论过后现代主义和哲学主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就是其中之一。
米歇尔·福柯在研究法律、刑罚和医药等行业史时，对话语和权力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极具影响的分析。很显然，这些权力话语的目的就是要排斥和控制一些人，比如被诊断为疯子和病人的犯罪行为实施人。福柯认为这些排斥行为以如下方式产生：
虽然普遍的法律形式确保一种原则上平等的权利体系，但是这一法律形式却得不到那些精细的日常物质机制的支持，得不到那些微观权力体系的支持，因为这些微观权力体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对称的，我们称之为“规训体系”，如考试、医院、监狱、工场的规章制度、学校及军队等。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7）
福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自下而上分析权力，而不是仅仅将权力看作上层阶级利益自上而下的强行实施。他试图表明，行使权力的愿望总是能够击败人道平等主义，并暗示虽然启蒙运动以普遍原则和理性为基础，但却也始终有着极权制的苗头，因为追求永远正确的理性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机制，把那些它认为非理性的东西边缘化，并加以排斥。福柯认为，这些预设的非理性包括欲望、感情、性、女性气质和艺术。
福柯极为反对改良主义——他是个反对辉格党的历史学家，记载了“无自由”的兴起。在此过程中，他寻求他自己称之为“认知素”的东西，即对隐含在特定社会历史状况背后的知识秩序所作的假定，而这些假定多半是无意识的。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因果”状况，“限定了某个知识领域的全部经历”，对这一领域中物体的存在模式进行定义，并“为人类的日常感知提供理论力量”。同时，它们还界定了在哪些状况下话语具有“真实性”。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对此进行发掘，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认知“考古学”。这些状况潜藏在感知之下，并不总是一目了然，因此认知素是一个时代的某种认知潜意识。
福柯从左派的视角对所有这些材料进行了批判，以揭示其排斥了什么事物，排斥了什么人，采用的又是何种方式。从根本上说，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比如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理智”的人们把自己与那些“没有理智”的人区别开来，并在作出判断之后将后者关进疯人院。性别歧视者、种族歧视者以及帝国主义分子都采用相似的手法——他们先让自己的“正常化”话语占上风，并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分化出“异常者”，也就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他者。而事实上，那些被排斥在这一话语之外的人的隶属身份正是由“正常”话语协助创造出来的。
福柯通常列举同性恋者、女性、有罪的疯子、有色人种以及囚犯作为“他者”的典型例子。这种敌视和反感在学校、军队以及帝国统治过程中确实十分明显，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激发起大量针对“后殖民主体”本质的研究。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语言学分析为基椽—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德里达和巴尔特时已经有所涉及。人成了符号，成了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因此就有了劳拉·马尔维那篇一再被引用、多次再版的文章“视觉快感和叙事影院”，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太过于自信的推论：
因此，在男权文化中，女性作为男性他者的能指而存在，受象征秩序的束缚。在象征秩序中，女性只能保持沉默，安分守己地承受意义，而不能创造意义。而男性则可以在这一秩序中通过语言将自己的幻想和癖好强加到沉默的女性身上，借此来体验这些幻想和癖好。
《荧屏》，1975年秋季第16卷第3期
就这样，我们通过语言创造出了人（就像我们通过语言创造出大学和欧元一样），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更具普遍意义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话语”就像是德里达理论中的语言——它并不属于那些拥有话语控制权的个体，而是超越了这些个体。它也不仅仅存在于像法庭这样的正式语境中，而是遍布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法官的判决书到科学刊物、电视广告、流行歌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大幅广告。一种话语越是在某一群体或社会中占支配地位，它看上去就越“自然”，也就越会使用自然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自然”总体而言似乎在宣告某位神灵的权力秩序或科学家们发现的潜在秩序；“自然”似乎在遏制“白种人以外的人种”、女性、疯子，认为这些人生来（亦即自然地）就比“我们”更具有兽性，更缺乏理性，等等。正如德里达和福柯指出，这些压制性规范通常是我们语言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内化了这些规范，往往意识不到它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在无意中接受了这些规范，误以为它们就是关于自然的事实，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我们关于自然的讨论而已，带有心理上和政治上的主观因素。
比如，在福柯的笔下，精神病院受医生话语所操控，反映出它周围资产阶级社会的专制体制。精神病院是一个家庭、越界和疯狂关系的微观世界。另一方面（确切来说是从左的方面），福柯赞同“愚昧”，反对资产阶级理性。尽管他的精神病院史研究并没有理应具有的实证基础，但是他关于权威和权力的政治观点却击中要害。如同20世纪60年代的很多人（如分析家R. D. 莱恩在他的著作《分裂的自我》以及肯·凯西在他的小说《飞越疯人院》中所描绘的），福柯也将疯子看作社会的受害者，强调社会没有认识到疯子也同样是极为不幸的个体。他对监狱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和同样过于宽泛的总结），认为监狱揭示了周围社会的“监狱性”这一根本属性。福柯对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进行了卡夫卡式的改写，在那里，社会深受“普遍全景敞视手法”之害。我们所有人都处于秘密的审视和控制之下。但这等于把社会常用的控制形式，如按常规工作、接受监督等和坐牢当成一回事。然而，“社会”和“监狱”并不是一回事。
我在上文已经列举了一些滥用权力的常见例子。这些事例违背了启蒙运动关于普遍公正和个体自主权的理念。但是福柯没有从伦理的角度对权力进行整体描述，这是他的诸多不足之一。福柯要的是“斗争”，而不是臣服，但他没有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对他来说，“权力”就像是一种电力，像重力一样必然伴随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尽管福柯的思想以左翼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为先决条件，但是他回避作明确的政治评论，避免涉及道德理论。因此，尽管他是个标准的“抵抗者”，但他所做的不过就是和利奥塔一样，提倡小范围的局部改革。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
福柯之所以反对某些权力当局，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握有权力，因此从某种模糊的自由论立场来看带有压迫性。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幻象》（1996）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福柯在讨论话语的功能时，没有考虑到话语事实上需要通过个体发挥作用，因此他低估了个体能动性和个体责任的重要性。在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中，当安杰洛对伊莎贝拉说“判你哥哥有罪的不是我，是法律”时，我们都知道不应该相信他的话。福柯理论的追随者认为，做出可怕事情的与其说是某一个体，倒不如说是浸染他／她的权力话语。就这样，福柯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提供了一个复杂的、以语言为基础的版本——他把个体的阶级身份和职业身份看作“话语”，认为这些身份本身就带着罪恶，与他／她的个体行为是否道德无关。
的读者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政客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了，甚至也不愿意为下属承担责任。此外，他们还经常表达带着极度偏见的观点，并借口说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很多”，而这很多人指的或许是新移民、寻求政治避难者或另一族裔的邻居们。这些政客以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只是在传达那些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观点而已。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只是话语的载体。当他们的行为遭到质疑时，他们不是简单地说“我没做”或“我做了”，而是声称他们的行为不过是传达观点，而关于这一行为的话语足以为他们所做的开脱责任。在此程度上，他们的确证明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福柯式的认知素，并显示出用固有的政治化而不是道德观点看待个体责任会带来的种种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