抨击科学
后现代主义者在抨击科学的客观性论断时表露了他们最激进的政治观点（同时这也是他们所遇到的最显而易见的困难）。因为科学家们显然认为自己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统一的理论和“宏大叙事”，功不可没，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正在竭尽全力完整地描绘“那里”客观存在的现象（尽管这一构想背后显然也有带欺骗性的隐喻模式）。我们果真能够对黑洞或n＋四维空间进行“描绘”吗？
科学的论断不能不受到质疑。然而除了那些相信创世论这类让人更加难以信服的权威叙事的人以外，有谁能严正地抵制进化论这一“宏大叙事”呢？又有谁会想要否认物理学基本原理？答案就是：“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主要的政治依据就是认为科学思想的等级分类逻辑本身是一种令人反感的压制行为。譬如布鲁诺·拉图尔（荒谬地）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授权社会学（sociology of delegation）作出了贡献”，因为它涉及这篇科学论文的作者爱因斯坦在想象中授权观察员对事件定时进行测量，随后又通过理论来表明这些事件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拉图尔似乎认为社会概念能够解释基础科学。
我们许多人都认为科学家是具有真知的人：他们揭示自然的本质；他们对于因果规律的了解使我们得以研制出像集成电路板这样意义重大的发明；他们关于证据、证明和普遍共识的标准最终控制着他们的研究所遵循的范式或概念框架。这些标准是（或者理应成为）我们所知的最佳标准（这远优于现代经济学家中所盛行的标准）。这就是诺贝尔奖的意义所在。
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喜欢这一描述。他们对以往科学家所作的基本论断进行了抨击：
论断一：科学家可以客观、真实地描述和分析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因此他们的描述和分析带有普遍适用性；
论断二：他们的科学探索是对现实真相的客观探求，因此同样具有普适性，因为它们无论在哪里都是真理，不受局部文化限制的影响，尤其不受任何潜在的道德或意识形态诱因的影响，虽然很可能正是这些诱因激发了科学家的探索和发现。
后现代主义者是高明的相对论者。他们认为科学家不可能享有这类特权，因为科学家所倡导的不过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而已，他们的自命不凡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与其说是“发现”，倒不如说是“建构”了现实的本质，因此他们的成果也同样会受到种种潜在的偏见和隐喻的影响。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后现代主义分析揭示了这些偏见和隐喻存在于哲学和普通语言中。因此，关于科学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它言过其实地（逻各斯中心主义地）自称掌握了真理，还在于科学的制度化地位和运用受到有权精英阶层意识形态的影响，产生了政治问题。这是我们所遭遇的相对论中最极端的版本，因为对科学的抨击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现实世界的哲学建构问题（在这一点上始终都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它抨击了对世界的实证分析（不仅包括航空技术以及炸弹制造，也同样包括医药和计算机研发等领域），而这些实证分析一向都被认为在追求“真实”方面最为成功。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在考虑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这一攻讦时，有必要将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尽可能分开讨论。当然，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及其支持者想要表明的是，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密不可分。但是我拒绝简单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因为科学发现的动机和后续影响容易在伦理和政治上受到批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新鲜。许多原子弹研制者，尤其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同样不可否认，量子力学、基因工程以及关于全球气候的科学研究与资助和追求西方政治、军事目标之间确实存在着种种耐人寻味的非常关系。但是，接受这些背景判断并非一定意味着科学家所进行的核心活动没有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成功地找到最为可靠的分析自然的方法。科学家寻找因果规律或统一的理论，质疑原子是否真的遵守量子力学原理。如果认为他们的这些活动从某种角度来说本质上固有“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男权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特性，这种想法是极为荒谬的。
这至少部分是因为科学真理与政治和宗教真理不同，科学真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都同样令人信服，无论是社会主义科学家、非洲裔科学家、女权主义科学家，还是和平主义科学家（尽管上述几类科学家中有人否认这一点）。经验主义科学家只承认带有这种普遍适用性的真理。阿司匹林在哪儿都有效，这是他们不愿用（政治或文化）相对论看待的事物之一。每个科学家都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政治压力下的科学研究（比如前苏联官方对李森科遗传学说的看法）是有害的，当然也有一些可望带来益处（如艾滋病研究）。尽管如此，此类研究结果只有经得起常规的测试，不受任何政治背景的影响，才可能在科学家这个群体内长久有效。
正如艾伦·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这两位物理学教授令人震惊地指出，那些批判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评论家通常不懂科学的经验主义论断，也不了解科学理论关键术语是如何使用的。因此他们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科学思维模式时，通常会故意用隐喻来加以代替，而这些隐喻既有很强的倾向性又模棱两可，容易引起歧义。这样做的结果用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的话来说就是“神秘化，故意使用晦涩的语言，思路混乱，误用科学概念”。比方说，让·博德里亚声称，海湾战争中，“事件的空间成了有着多重折射的超空间，并且战争的空间最终成为非欧几里得空间”。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对此评论道，这里说到的“超空间”这个概念“在数学和物理学中根本就不存在”，而探求欧几里得战争空间是个什么样子也毫无意义，更别说是去对博德里亚因误解、误用科学术语而刚刚“发明”的空间进行假设了。
因此，科学家可以对后现代主义者作出一种回应，即认为虽然后者对科学社会学或科学政治学的兴趣或许很有价值，但是他们并没有透彻地理解科学真正的运作规律，也不了解科学想要确立的真理的本质。这种针锋相对的反击和英美传统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指责如出一辙，因为这些哲学家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也同样对逻各斯中心论哲学的运作规律和成就不甚了解，而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那些最负盛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除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之外，似乎没有兴趣与其他任何人进行建设性对话。他们急切地拥抱看似“政治正确”的观点，而这种做法导致他们在描述、评论科学家的工作时显得极为离奇怪诞、孤陋寡闻，更不消说还带着政治偏见。这便是索卡尔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著作的主要任务（1994年后尤其如此。当年索卡尔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戏谑的口吻对科学活动进行了描述，里面充斥着可笑的基本科学错误和不合逻辑的推论，却发表在后现代主义刊物《社会文本》上。）
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很多批判试图证明西方经验主义科学活动带有内在政治特征，而这些批判不仅仅显得孤陋寡闻，更具有匹克威克式特点，因为它们喜欢将隐喻和类比直接运用到科学发现中，如果采用上述解构主义方法进行分析，科学似乎隐含着某种政治声明或政治立场，但事实上这和它们试图确立的真理毫不相干。
譬如，人类学家埃米莉·马丁写过一篇题为《卵子和精子》的文章，曾被大量引用。该文认为，“不管是科普类还是专业类的生殖生物学，在描述卵子和精子时都采用了一些陈式化思维，这些陈式化思维对于我们的文化如何定义男性和女性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陈式化思维不仅认为女性生物过程不如男性生物进程重要，而且认为女性不如男性有价值。”这类文献往往声称，我们拥有的是一个“被动的”、“腼腆少女般”的女性卵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主动的”、“具有男性气概的、强健的”男性精子，而且确实有一些教科书似乎也采用了这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形象描述。但是问题还不止这些。后现代主义评论家认为，那些信奉父权制的科学家的假设带有主观色彩，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因而在精子和卵子的关系问题上出错是不可避免的。而今的观点认为（女性的）卵子主动地“抓住（男性的）精子”（在此之前精子经历了长途跋涉）。但是当初真的是宣扬男性优越性和侵略性的男性意识形态偏见阻隔了这一新的观点吗？在描述科学活动时提出这些偏见或许导致了上述阻隔是否合理？（当然，男性偏见确实阻隔了对女性生理学的充分研究，这一点我无意否认。）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各种关于卵子和精子的描述与关于性别的陈式化思维之间存在的隐喻共鸣——比如，斯科特·吉尔伯特在此基础上（粗俗地）写道“受精就像是一场粗暴的轮奸”——“卵子就是一个妓女，磁铁一样地吸引士兵”，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共鸣其实是夸大其词，因为事实上严肃的科学著述在讨论这一论题时从未真正使用过类似的表述。尽管这些隐喻性阐释是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典型话题，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阐释相比较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愚蠢的，不可能深入下去，因为如果有人希望概括任何一方关于精子和卵子间关系的观点，并将其引申来证明或解释更大范围的男女间关系时，必定会表达一种可笑的本质主义——“从精子和卵子开始，就一直是这种状况。”这种做法恰恰忽视了一点，即在男性–女性关系中还存在着调整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它还对科学作了另外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暗示，即科学并不客观，而“新的”发现纠正了科学工作中的男权主义偏见。但是，正如保罗·格罗斯指出，宣称男性科学家一向忽视女性卵子的积极作用，直到在女权主义者的敦促之下才予以承认，这是相当错误的。早在1919年贾斯特（引用一篇1878年发表的论文）就已指出卵子将精子“拉进去”或者“吞没”。格罗斯称1920年之后这种观点在教科书上就颇为常见了。
所有这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论点现在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美文化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对自然科学的怀疑日益加深，且观点越来越政治化。
当然，我也在此画蛇添足地补充一点：在后现代理论盛行的时期，“现实主义”历史和小说写作、电影制作、科学研究以及新闻报道也仍然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行进。它们得到普遍认可，因此许多被后现代主义艺术和理论所吸引的人们一定已发觉自己生活在两个相互对立的认识论世界中。
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哲学、理论、历史和科学等领域的学者之间的这场论战，其根本矛盾在于统一的论调与矛盾主义的言论间的对立、合作建构与个人主义解构之间的对立。但是每一方都离不开对方。后现代主义者采用自由主义立场，反对所有整体论解释（尽管他们有时倡导的观点又与弗洛伊德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从而暗中让整体论从后门进入），而他们进行的后现代主义批判具有对抗、否定的特性，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极大地解放思想，至少对女性、少数族裔以及许多先锋艺术来说确实如此，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将会谈到。也许可以将某些艺术家的观点看作“嬉戏”，但不能这样看待历史学家及科学家的观点，更不用说律师的观点。律师很难将后现代主义怀疑论运用到法律证据中，也不会怀疑，设立法庭的目的就是以某种方式对所发生事情的两种不同陈述进行检核，以确定这两种陈述各自的真实性和可能性。
相比较而言，后现代主义批评手法在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中的运用要成功得多，比如对父权制“宏大宣叙”的“消解”以及帮助妇女反抗父权制统治等。现在我就将讨论的话题转向这些伦理及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