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历史
正如我前面所言，所有这一切活动都使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受到批判。尝试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就等于陷入哲学错误，因此如果采用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视角来撰写历史，注定会失败。后现代主义思想把所有的对象都当作文本和修辞进行分析，由此将当时依旧具有自主性的知识学科向文学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历史不过是另一种叙事，它的范式结构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受缚于它自己（通常无意识运用的）没有实现的神话、隐喻和陈式。不管原始史料表面看来多么客观、多么有事实依据，最终不过是一系列相互关联、可以进行多种阐释的文本，甚至连历史的因果解释也可以归结为源自众所周知的虚构情节，因而也是对这些虚构情节的重复。
关于历史撰写的这一观点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最根本的准则，因为它影响着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在后现代主义的审视之下，连历史的撰写都难以满足以往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或“实证主义”标准，那作为与历史更为不同的文学当然也不可能提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现实主义论断。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根据事实进行客观性重构这一说法只是个神话而已。历史学家实在无法告诉我们当时或现在的事实真相，用阿伦·芒斯洛的话来说，所有的“意义产生于社会编码或社会构建的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对现实起着巨大的倡导作用，以至于有效地断绝了与现实的直接接触”。因此，从根本上来看，历史只不过是另一种多少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叙事，力图获得我们的关注和认同；历史不过是另一种表达事物的方式，也许会在讨论和争辩过程中幸存下来，也许不会。此外，历史周详的因果构建和解释本质上和叙事虚构如出一辙。正如海登·怀特写道：
历史叙事……是文字上的虚构，内容虚实参半，形式上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非科学论著。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艺术品的历史文本》，收录于他的《话语回归线》（1978）
所有的历史书都在讲述故事，而故事中最基本的证据或事实，比如“拿破仑个子不高”或者“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很美，增一分嫌长”，都可能产生无穷的、引起争议的阐释，同时这些故事也会作出事实性的论断，如“……因此拿破仑好斗以弥补身高缺陷，克娄巴特拉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判断会随之契合到更为广阔、典型的叙事中去：比如，拿破仑的四处征战主要可以看作是性格的体现，而不是由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决定，又如莎士比亚似乎接受普卢塔克的观点，认为安东尼之所以逃离亚克兴角战役是因为受到克娄巴特拉惊人美色的诱惑。在这里讲故事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莎士比亚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会借鉴当时的传统为他们要讲述的故事确定一个叙事种类或体裁。一些历史叙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如西蒙·夏玛的《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1989）和奥兰多·费吉斯的《一个民族的悲剧：俄国革命1891–1921》（1996）就凸显了这一叙事功能。我们阅读的是故事，但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断言这个故事是唯一的，即使他们的目标就是如此。撇开其他因素，“被创造的”、“被建构的”与“被发现的”、“作为证据的”之间的关系始终会引起争议，并因阐释不同而无从定论。我们极感兴趣的复杂问题更是如此：那些非常简单的陈述可以证明事实和故事之间的关系至少在某些时候是“无可辩驳”的，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因此而很好地理解撰写世界上人类重要历史这一文化实践，比如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历史撰写和人们对冷战的看法或左翼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罗森堡夫妇是否有罪，肯尼迪是如何在得克萨斯州被枪杀的，等等。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已经充分地证明（从这个视角看）大部分历史陈述都具有文化选择性。
此外，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会使用一种充满转义和隐喻的语言，而这些转义和隐喻又向我们表明历史所关注的远远不止事实的表面意义。这里有待解决的并不只是历史情节的因果关系，而是我们所继承的语言中的一切道路，其中有些符合传统，有些则不那么符合传统。
而根据后现代主义观点，历史的其他特点很可能会随之而来。很显然，如果否定了现实主义历史的可能性，如果认为事实总是只与构建事实的理论假设和对事实的阐释相关，如果认为证据总是随其背景的建构不同而改变，那么所有处理历史证据以及“原始资料”的方法都难以完全摈弃叙事偏见，即便是那些极枯燥无味、看似非叙事性的方法也不例外。历史实质上具有了神话的形式，以虚构的手法明确地展现自我，为历史提供基本的概念结构。如果人们认为使用这种基本的阐释性结构不可避免，那么后现代主义相对论就会成为准则，因为这些相互冲突、从神话演变而来的结构显然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如果我们不能直接接触过去，那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只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故事而已。这些故事由他们的史学叙事者用不同的方式连贯起来，所谓的过去不过是历史学家试图讲述的东西而已，而我们出于种种文化原因对历史学家颇为依赖。不仅如此，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们所偏爱的叙事结构总是不可避免且可能会令人不快地带着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含义——比如我们在上面例子中提到，历史学家们更看重个人的能动作用，而忽视基础经济结构的作用，这一观念带着过多的小说色彩和资产阶级特性。
但是，我们在阅读历史时会觉得历史是真实、可靠的，或者觉得它有可能是真实的，这一点又该如何看待呢？就连那些有意识的后现代重构主义者也在想方设法让我们更好地相信那些他们认为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确实也存在着这么一种叙事，多少能够准确进行描述。语言和现实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着大量的对应关系。几乎没有人会赞同抹杀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事实。有些人拒绝承认二战期间犹太人曾遭到屠杀，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证明人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历史学家没有凭空捏造的权利。如果是这样，现实主义小说家也同样没有权利去凭空捏造。他们不仅必须相当了解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东西，更要了解历史学家不知道的东西。后现代主义相对论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也并不认为纪实小说、虚构小说和历史没什么区别。事实上它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是，所有的历史学家，不管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经验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还是后现代“新历史主义者”，都有一套理论假设来支撑他们所撰写的叙事，而我们必须更加清楚这些理论假设的存在，对其持怀疑态度和相对观点，并且更加重视它们，不能掉以轻心。
这一点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都适用。理查德·埃文在《捍卫历史》一曾举过下面这个例子（详见参考书目）。黛安娜·普尔基斯就基斯·托马斯对女巫的描写进行了批判，因为托马斯笔下的女巫通常都是无力、老迈的女乞丐。普尔基斯认为托马斯只不过是在重复着一个“权力授予的神话”，即男性的“历史身份建立在女性的无权和失语基础之上”。而理查德·埃文却认同托马斯的观点，对普尔基斯回应道：“贫穷、单身的老女人经常被指控进行巫术，因为她们根本不是失语，而恰恰相反，她们诅咒那些拒绝施舍的男人。”普尔基斯认为历史叙事应该用来支持赋予女性权力这一当代观念，而托马斯的经验主义论断似乎与她的这一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叙事不可能与“过去”完全对应。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相同的”事件，而我们始终只能间接地获得证据，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透明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不在尝缺失和偏见等因素。尽管如此，叙事多少还是可以充当（阐释得出的）证据，而且新的证据仍旧可能推翻叙事。此外，并不是叙事的所有文学形式都同样适用于各种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正如芒斯洛所指出的，如果采用传奇文学、滑稽戏、悲剧等形式，就不可能恰当地叙述1944年的华沙贫民区暴动，因而也不可能充分地对之进行阐释。我们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就过去事件的本质和意义进行一番辩论，而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保持这场辩论的开放性和严谨性。如果对此缺乏警惕，就会导致某种“官方版本”跳出来为我们展示一种真实的、最终的过去。一旦社会接受了这一“官方版本”，它很可能会随之登堂入室，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意识形态显然是失真的，因而让人无法接受。这似乎就是冷战期间交战双方所经历的情况。从这点来看，解构主义历史学家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喜欢在著述中大声表达自己对这一工作难度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