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
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文本，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想实事求是，都是（可以被解构的）修辞游戏的形式。而上述观点的可信度又得到另外一种论点的支持，该论点与尼采和柏拉图哲学一脉相承，认为整个语言中（包括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最“现实主义”的部分）凡表面上可以取其字面意义的，事实上都带有喻义。现在人们可以把哲学和历史（两者都曾被奉为纪实性的、实事求是的话语，并因而曾受到另眼相看）当作文学一样阅读，反之亦然。我们不再需要迷信字面意义（认为它是一种毫不含混地指向现实的语言），因为所有那些被认为在表达字面意义的文本，一旦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事实上它们都是隐喻的表达。
总体来讲，很多语言学家已经在逐步认可关于语言的这一观点，其中主要的领军人物就是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当然这种说法也颇受争议），他们承认受到德里达的影响，认为所有日常语言都由隐喻构成。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哲学上的客观主义世界观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语言学研究试图证明，我们事实上每天都借助于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进行思考，而这些概念体系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将这些概念体系简化为更加“直白”的语言，从而使它们完全、系统地相互协调一致起来。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者感兴趣的正是这种分析在政治、伦理上所带来的结果。解构主义者曾经坚持认为，所有的思想体系一旦被看成具有隐喻特点，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矛盾、悖论、困境，或者用德里达自己的话来说，成为“不可解结”（aporia）（这是一个修辞术语，意思是让人困惑的问题）。对于德里达的追随者来说，语言体系带有隐喻特征就意味着语言事实上不可能把握（或掌控）它意欲解释的对象。
这些论点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吸引了一大批文艺批评家，时至今日也还有吸引力。这一类解构主义是一种策略，带有先锋主义和怀疑论性质，旨在揭示矛盾能够逐步削弱、颠覆、揭露、“撤销”并僭越任何文本。更何况，它同时还具备振奋人心的政治含义，因为它表明文本对自己所编织的矛盾事物具有不自觉的盲目性，而解构主义者的洞察力无疑要比这种盲目性更胜一筹。解构一首诗、一个文本或一种话语就等于揭示它们（事实上）是如何逐步削弱它们（看似）维护的哲学，瓦解它们表面上所依赖的等级对立关系。当所揭示的矛盾有着重大的道德或政治意义时，这种解构就显得尤其有力。
下面我从丁尼生早年作的一首诗中节选了一部分作为例子，来粗略地说明解构主义所采用的手法。丁尼生在诗中写道：
可敬的伊莎贝尔，头戴着花冠，
代表女性坚韧的圣洁的花朵，
预示着完美的为妻之道，带着纯洁的谦卑。
二
聪明、决断的才智
凭着直觉区分
错误和罪恶；审慎的自我控制；
婚姻的律法像金字一样
烙刻在她那苍白的心上；
仍在燃烧的爱情发出足够的光
去阅读那些律法；受到奉承时
非常低调，在悲伤时
却用她银铃般的声音善解人意地给予劝告，
如此合情合理，在不知不觉中，
用她无尽的温柔
攻克怀疑和骄傲的堡垒；
有着忍受和遵从的勇气；
有着对飞短流长和动摇不定的厌恶，
戴着花冠的伊莎贝尔，在她平静的一生中，
是婚姻的女王，完美的妻子。
这首诗意在用恭维、虔诚的话语进行赞美，但在我们今天的历史环境下来看，诗人为了加强这些策略而选择的主题却会让人颇有微词。解构主义者可以认为这些主题不符合我们对现实（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有悖于政治正确）的理解，因为它们事实上以幻想为基础，建立在诗中所表现的字面意义和喻义之间尴尬的关系之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些主题利用喻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种种差别，但同时所揭示的却又正是自身对这些差别的不安。就这样，这首诗解体了。
诗中将男性支配女性这一非常令人不快的话题改头换面（使它变得让人容易接受，至少对男性而言），假装女性确实可以“驾驭”男性——但只能通过道德伦理所认同的方式。她们拥有美德，而我们拥有权力。但是美德，尤其是丁尼生在诗中所颂扬的那种反常的自我克制型美德，可绝对不是什么权力。它只能出现在象征性（而非真实的婚姻）语境下，女性在这种语境下毫无权力可言：因此便产生了“完美的为妻之道，带着纯洁的谦卑”这种不幸的组合。此外，伊莎贝尔只有在区分错误和罪行时才能本能地运用她的智慧（这又印证了一组根深蒂固的对立关系，即女性凭的是直觉，而男性靠的是理智）。为了防止她的直觉让她失望，她会随身携带法典式的“婚姻的律法”来帮助她记忆，这又在她纯洁、无痕的“苍白的心”上留下印记。就连她的心都是苍白的，没有血色的，不存一物的：她倒真的是供男性填充幻想的一张白纸。就连她所感受到的爱所能起的作用也只是给予她“光／去阅读那些律法”而已。她“悲伤”时唯一的武器是温柔和因顺从而被大大阻遏的勇气。她不想“主宰和驾驭”，但她又如同上帝，因为这种不直接质疑性别差异的膜拜无伤大雅。丁尼生的诗在极力抬高、颂扬伊莎贝尔的同时又使她臣服，诗中充满悖论，导致了对自身的解构。
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会通过这种方式将我们引入歧途，人们绝不可能完全、令人信服地把握“现实”，因此解构主义认为其所批判的文本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经得住推敲的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这一批判在各种后现代主义活动中都占据绝对核心的地位。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拒绝加入任何现有体系，在阐述任何体系时都无一例外地采用调侃、含糊其词的态度，这也使它不可能在不违背自己论点的前提下提出一个自己的体系。因而人们常常谴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怀疑论者而已，无力献身于有意义的道德或政治信仰。而解构主义者为了恪守自己的论点，常常不断倒退，陷入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中。许多解构主义批评（比如杰弗里·哈特曼的《丧钟》以及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的许多批评）现在看来相当自我陶醉、自我专注，最终对重要的事情都不置可否。
事实上，那些解构主义阐释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正是恣意捕捉了这种嬉闹性的倒退，为的是支持一个没有，至少还没有直接受到批判的论点。极端的解构主义者被认为充其量不过是对我们的信仰进行一种实用主义批判，而归根到底还是落入以往哲学的窠臼，与其说是指出如果你质疑自己等于什么都没说（对他们来说，这一观点过于受到文学的、传统的、讲究事实的逻辑的限制），倒不如说是指出如果你质疑自己就等于开辟了各种有意思的探索途径。毕竟，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这样做，而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在游戏中再走一步，而不是鲁莽地将其中的一些步骤看作是非法步骤而将其剔除。因此，传统的解构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