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死
最为重要的是，读者／听众／观众在表述和阐释这种语言游戏的过程中必须独立行动，不为作者的意图所左右。把注意力放在作者身上其实是选错了重点，因为如果把他／她当作是创造、界定文本意义的权威，这种做法很显然（遵循逻各斯中心论）赋予某些特定的意义以优先权。为什么读者就不能和作者一样创造意义呢？作者（或历史）的意图和现实主义一样不可靠。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认为文本是“语言中符号的自由嬉戏”。宣称“作者之死”的主要有巴尔特和福柯。这一论断在政治上同样占据有利地位，因为它废除了作者，把他／她看成是占有和经营自己意图的资产阶级和资本家。
正如巴尔特所言：
我们现在知道文本并非是发布唯一“神谕”（即“作者–上帝的旨意”）的一串词语，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各种不同的写作融合和碰撞，没有哪一种写作是初始的……文学……拒绝为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现实世界）指定一个“秘密”、一个终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文学释放出一种可称之为反神学的活动，这是一种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活动，因为拒绝框定意义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否定上帝及其本质——理性、科学和法律。
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录自《意象–音乐–文本》（1977）
就这样，虽然文本确实由作者建构，但它已经被从作者的专制下解放了出来，可以供想象力自由驰骋。阐释者拥有意义，可以用解构主义手法对意义进行自由发挥。为文本或任何符号体系指定特定的终极意义从哲学角度看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一种退步。所有的文本都获得了解放，可以和它们的语言、文学或文类上的伙伴们一起自由地遨游在互文的海洋里，它们之间原先被认定的界限已经不再重要。这些文本合在一起被当作艺术语言，带有嬉戏的特点和播撒性的形式（这一点和德里达自己的讲座颇有相似之处，均是随心所欲、毫无条理、缺乏重点、拖沓冗长的独白）。在阐释中追求文字的确定性，如同现有的政治秩序所炮制出的统一思想一样，都被认为带有反动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