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
敢于肯定地作出上述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雅克·德里达哲学的影响。在德里达卷帙浩繁的著述中有着对这种“解构主义”态度最为详尽的描述。
解构主义的核心论点在于相对论——我这里所说的相对论意思是真理本身总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判断主体的不同立场及带有倾向性的思维框架。因此，我们很难认为解构主义者会坚定地信仰任何像哲学命题那么明确的东西。事实上，给解构主义下定义这一做法本身就违背了它的另一主要原则——即我们不可能对任何事物作出最终的、精确的定义，因为即使是看起来最可信的定义也总可通过语言“游戏”对其进一步定义。对于解构主义者而言，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既定的，甚至是不可靠的，因为所有的语言体系在本质上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不可靠的。
不过，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们倒是似乎态度鲜明地支持这样一个相当明确的历史主张：西方传统的哲学和文学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有着坚实的基础，是可靠的（某些宗教甚至认为是上帝确保了这种关系）。这种“逻各斯中心论”错误地相信语言是自然的镜子，虚幻地认为文字的意义起源于现实世界本身的结构，因此通过文字可以将关于这一结构的真相直接呈现到人的思维中去，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谬误的“在场形而上学”。这就是德里达自己的宏大元叙事。他似乎错误地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从来没有质疑过语言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但其实唯名论和本质主义之间的论战由来已久。（事实上，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1922）一曾力图在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一个绝对稳定、可靠的对应关系，可在他1953年发表的《哲学研究》一（当时他已经去世），他又完全否定了这一立场，转而支持语言游戏相对论。）
然而，德里达的怀疑论毫不通融地指出社会文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及无坚不摧的资本主义技术的“契合”，而事实上技术本身就来自科学，并且用来证明科学的合理性。德里达对社会文化进行的这番描述具有相当的政治吸引力。许多人都相信哲学、科学和小说确实准确地描述世界，历史叙事可能具有真实性，而德里达的怀疑论则使他的追随者们可以对持上述观点的人进行批判。
德里达理论的支持者们特意将矛头指向文人，谴责他们过于天真地信任所谓的“古典现实主义文本”（这一名称颇具嘲讽意味）。这些人显然对语言的本质认识不清，并因此产生了错误的信心。
比方说，在读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1882）时，我们也许会有一种错觉（事实上艾略特本人并没有这种错觉），认为她的作品完全是对现实敞开的一扇窗户，她的话语足以准确地描述真相。如果我们信任艾略特的叙事声音和语言，尤其是她所作的推论，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自己处于一种支配地位，甚至有点像上帝一样。我们会以为自己了解多萝西亚·布鲁克的真实情况，但事实上我们所确切知道的不过是艾略特对她的描述而已，这就像我们读到一个比喻时的情形——难道这些描述和比喻也是“真实的”吗？比如，丈夫卡索朋的不称职使多萝西亚困惑、痛苦，她认为自己的生活“似乎变成了假面剧，有着谜一般的服装”。除了这一比喻本身的阐释问题之外，它也只在那些能以某种方式理解假面剧及其功能的文化中才有意义。因此对于多萝西亚的这一描述是相对的，只有在特定人群的特定话语（即能理解假面剧的话语）中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就这样，后现代解构主义者想要揭示，人们原先所信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如上述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出错的。“得了吧，”我们会说，“这不过是个关于假面剧的比喻而已，作者有计划、有步骤地用它来误导读者。”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很显然你在证明语言总是如何“出错”时，心里肯定同时还隐藏着一种对它充满矛盾的信任。因为如果我们对事实没有相当的信心，又怎能证明在具体运用语言时“出错”或陷入矛盾呢？这对于那些反对解构主义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而那些运用解构主义理念的人则能从中获取力量。
那么，为什么解构主义者想要质疑人们对艾略特这样的作家以及先前很多哲学传统所抱的信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