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性与联邦制
第二支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加入了灵活性，成员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共同立场或行动。只要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要依靠成员国间的合作并利用成员国的政策手段，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灵活性使第二支柱比共同体支柱低效得多。不过，《阿约》提出了所谓的“增强合作”程序，对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共同体行动作了规定。
回顾共同体最初成立之时，6个发起国中的许多人将增强合作看作是让核心成员国再度前进的途径。犹豫不决的伙伴可而后再跟进。根据这种观点，英国与丹麦是主要问题所在；不过也有人担心中东欧国家可能会妨碍欧盟的发展，除非先行集团可以不必等待它们而继续前行。但《阿约》与《尼斯条约》所预见的增强合作，不可能产生先行集团，而只会造成不同国家集团的选择参加或不参加。对各个国家集团分别实施的立法愈来愈多，势必削弱共同体内的法治、单一市场的经济效率以及公民对欧盟的理解。如果共同体在其权限范围内已取得必要的权力，那么并不值得为不怎么重要的立法动议而冒此风险；而且共同体事实上确实拥有这些权力，但成员国可以选择不参加单一货币体系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英国选择不参加是关键所在。人们对英国游离于欧元区之外一直颇有争议。对此，笔者的立场很明确：英国应该参加。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重要成员国不参加一项主要的计划，同样会削弱欧盟并增加新成员国步其后尘的风险，一般来说会使欧盟分崩离析，除非欧元区的核心确实构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先行集团。一个瓦解的欧盟必然造成一个不稳定的欧洲，一个英国逐步被边缘化的欧盟也必然使英国与伙伴格格不入；这两种前景都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与其如此，倒不如像挪威与瑞士那样，与欧盟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关系。
民意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英国人反对加入欧元区，但80％的人预计英国会在2010年前加入。这样的消极接受而不是积极参加，一直是英国对欧盟的典型反应；公民的态度正是政界人士推迟加入共同体和而后的某些发展计划所致，而这种消极接受损害的是英国、某些英联邦国家以及欧盟本身的利益。与此相反，英国参加单一市场计划是积极的，从而使英国和其他成员国都受益。因将自我排除在欧元区之外而造成的困境，将很可能被看成是由拖延而造成的损害的另一个例子。
自1997年以来，托尼·布莱尔政府表现出更为合作的迹象，试图打破这种勉强接受和选择不参加的模式：发起了英－法防务倡议，推动欧盟的新经济政策，总的来说对欧盟也更为拥护。但似乎依然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一旦接受了欧元之后，除了渐进的防务作用外，“更紧密的一体化”只很有限地涉及欧盟的权力，而主要是与完成使共同体机构更加有效和民主的进程有关；在此方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即欧洲议会需获得充分的共同议决权。
英国对机构改革进程的理解因为其对“联邦制”字眼的误解而模糊不堪。在其他国家，联邦制通常指其狭义，即包括两个或更多层次的民主政体，使各级政府更接近民众，并因循辅从性原则，担负起它们能有效行使的职能。
在英国，由于我们特殊的宪法发展史，“宪法”这一字眼听起来也有些吓人。其实宪法不过是一种手段，使游戏的原则与规则不仅让政客与律师明白，也能让其他公民理解，其实质是要使欧盟机构有效和民主。有关宪法的内容可以集中在条约的一个单独的部分——这决不会引起恐慌。2004年召开的政府间会议应有助于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工，并澄清这些事关机构的问题。
倘若不进行改革使机构充分有效和民主，即便服务民众利益的能力逐渐下降，欧盟或许还可以存在很长时间，但却存在停滞不前和逐步解体的风险。倘若进行适当的改革，欧盟将有能力为欧洲的新经济与民主稳定提供架构，并有助于发展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促进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英国人民如选择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接受，他们就可以为上述目标的切实实现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