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安全、环境
虽说共同关税使共同体成为可与美国匹敌的贸易伙伴，但在欧元出现之前，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并没有可与美元抗衡的货币手段。挑战美国霸权是法国长期以来支持单一货币的动机之一；美元汇率的波动也使其他成员国不安。美元的疲软先是打乱了共同体在70年代初期创建单一货币的尝试，然后促使欧洲迈出了货币一体化的第一大步，在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在80年代，美国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高利率政策，诱发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延误它们的发展达10年之久。
当掌握着优势货币的人们，面临着或是应对本国问题或是考虑其选择对他国经济影响的抉择时，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本国的利益。欧洲在90年代也经历了这种时刻，那时德国为控制统一后带来的通货膨胀而采取了高利率，但在优势马克的影响下，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加速了。这对促使人们支持单一货币以及一项满足参加国整体需要的货币政策，又加了把力。尽管这还不足以对付美元在世界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欧元的抗衡作用却可以提供一种次佳的解决途径。
因此欧元是有着不同经济周期的另一个货币来源，可以在美元走势对其他国家不利时抵消美元的影响。更为积极的是，虽说欧盟的货币政策最初是对内的，欧元却可以成为有利于国际货币稳定的汇率政策的基矗不过由于执行该政策的责任分属欧洲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理事会，安排方式存在问题，欧元的作用因此而大打折扣。欧元也可以和美元与日元一起，发起一种稳定货币汇率的国际制度；但在这方面，它的体制缺陷更因为各国财长对此类决定拥有的否决权而雪上加霜。如果不进行适当的体制改革，欧盟将不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担负起重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欧盟各成员国的表决权加起来将近美国的两倍；但如果它们不以一个声音提出共同政策，欧元也不可能在其中施加应有的影响。为此，欧盟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利用欧元提供的机会，像共同贸易政策很久以前便在贸易方面做到的那样，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取代美国霸权。
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防务霸权仍将不可撼动。欧盟不仅得对任何独立于美国战略力量的尝试承担巨额开支，由此而建立的军力还得由一个稳定的欧洲民主国家来控制，而这还需数年可靠决策的支持。因此欧盟仍然需要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战略屏障，它在防务领域的努力将局限于能对维持和平——更为雄心勃勃的是，对调解——作出贡献，尤其是在由联合国发起的行动中。为保卫欧盟的领土不受任何严重的威胁，欧盟将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
毋需军事力量的软安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欧盟有充分的能力通过民事手段对防止冲突和维持和平作出贡献。它在前南斯拉夫已经获得了有关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如彭定康所建议的非军事快速反应能力那样的设施，可以很快建立起来。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达成的此类共同立场，也能发挥作用。但除非欧盟有更好的方式为此提供资金，且取消相关决策中的否决权，否则它动用诸如非军事快速反应设施等共同手段的能力，将仍然存在严重缺陷。
环境也可以被看成是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的破坏是对世界人民的福祉乃至生命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如同我们在第六章所了解的那样，欧盟在处理此类问题的国际行动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控制破坏臭氧层的全氯氟烃上采取主动，并在限制使用引起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特别是因使用煤炭与石油而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京都谈判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京都协议》规定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量大约只相当于欧盟建议的一半，美国的反对是主要原因。美国还以第三世界国家也接受该协定作为其批准该协定的先决条件。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拒绝接受该协定，除非对它们提供充分的援助，以帮助它们采用必要的环保技术来保持经济发展；美国则拒绝接受这个条件。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密切关系的欧盟，或许更能理解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援助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由于欧盟的决定在成员国中并不能以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它本身能否执行温室气体的削减还是个疑问；而且它的国际谈判方案也因为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决定可被否决而遭削弱。然而京都谈判显示了欧盟在这方面的潜力。在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带动下，欧盟成员国已位居最具环保意识的国家之列。假以适当的体制改革，欧盟也许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来达成国际协议，应对否则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