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关税与配额仍然是贸易的主要障碍。那时，在美国主导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推动下，开始了降低关税与配额的国际化进程。但共同体成员国希望更进一步，因此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同盟，从而废除了相互贸易的关税与配额壁垒，并确立了共同的对外关税。
关税同盟、竞争政策
成员国间的关税与贸易配额在1958至1968年间被逐步取消。产业界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跨国贸易迅速增长，在10年间翻了一番以上。
虽然关税与配额是贸易的主要障碍，但它们并非仅有的障碍。共同体还被授权禁止私营经济部门限制性的做法与滥用优势地位。条约将此任务交付委员会，规定它可不受成员国政府的干扰；1989年，委员会还被授权限制足以威胁到共同体内企业竞争的兼并与收购。拥有了这些权力，委员会采取了诸多行动来阻止反竞争的行为。1992年，委员会对大众汽车公司罚款1.02亿埃居（后来经上诉至一审法院，减至9,000万欧元），因为该公司不许其在意大利的经销商向外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大众汽车价格高得多的德国与奥地利——出售其汽车。由于工作量太大，委员会最近在寻求将某些职责交还成员国的竞争管理当局。但企业团体力求阻止此举，因为它们觉得有委员会这个“综合服务站”更为方便。
不公平竞争的另一种形式是成员国政府向某个公司或某个行业发放补贴（按欧盟术语是“国家援助”），用以削弱主要竞争者的实力，动摇它们的优势地位。委员会被授权禁止此类补贴，然而限制政府比限制企业更为困难。委员会曾成功地对百般不愿的政府强制执行了某些困难的决定，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其权力被戴高乐削弱和经历经济严重衰退后，委员会很难控制补贴发放愈演愈烈的势头。
除补贴以外，非关税壁垒也在那些年蔓延滋生，成为成员国间贸易的主要障碍。这一方面是因为科技进步造成各国规则复杂且不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饱受普遍“滞胀”之苦的国家大力要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那时欧洲经济确实境况困难，“欧洲僵化症”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情境。人们希望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委员会与重要的企业团体使各国政府相信，需要推行一项计划，以建成共同体内部市常
1992年前建成单一市场的计划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消除内部关税获得了成功，一些企业界领袖与委员会委员就消除非关税壁垒计划作了构想。1985年，德洛尔成为委员会主席时，他认定单一市场计划将是所有成员国政府都愿意支持的唯一的重大新计划：大多数成员国政府是因为此计划的经济利益，以及在经历了20年停滞后“重新启动共同体”这一政治目标而支持单一市场，而撒切尔夫人看中的则只是经济的自由化。不过她帮了共同体一个大忙，提名曾在其内阁中任贸易大臣并以才干著称的科克菲尔德勋爵为委员会委员，与德洛尔一起筹备此计划。
1985年6月，德洛尔与科克菲尔德将此计划提交欧洲理事会。如果说60年代消除关税的计划可以在条约中以按百分比削减的方式来加以确定，那么消除非关税壁垒则必须有一项庞大的共同体立法规划。边界上的过境手续，以及因为标准与法令、因为公共采购和因为间接税中的不正常现象而造成的歧视，凡此种种都得予以解决。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明确规定需要制定约300项措施，并提出了在8年内完成此计划的时间表。计划得到了欧洲理事会的批准，并将在1992年底前完成此计划作为规定写入了《单一欧洲法令》。
《罗马条约》中禁止与进口配额“具有同等作用的一切措施”，其实已包含消除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因为全体一致议决的做法有碍立法进程，《单一法令》规定，对完成此计划所需的绝大多数措施，实行特定多数表决。委员会还通过发展相互认可原则——法院经由第荣卡悉案裁决确立的一个原则——以及将许多有关细节的决定权委托给已有的标准机构，减轻了立法负担。尽管如此，单一市场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使贸易自由化的立法计划之一。
此计划获得了非凡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后5年成为共同体的经济复兴时期。尽管人们无法肯定其中多少应归功于单一市场计划，但经济学研究认为它至少起了部分作用。通过使人们对企业预期树立信心和刺激贸易，加之由跨国合并浪潮诱发的结构改革，此计划肯定对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工业欠发达的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当时的爱尔兰，担心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会给它们带来损害，经过努力将结构性基金翻了一番，以帮助它们进行调整；在结构性基金与共同体经济扩张的支持下，这些国家从单一市场计划中也得益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