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WTO的“民主赤字”
对WTO危机频发的第三种讨论关乎其根深蒂固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问题。这一赤字的产生是众多受WTO规则影响的民众无法对规则制订程序直接施加任何影响的必然结果。从这一观点来看，成员方之间问题重重的决策程序、WTO管辖范围不断向富有争议的议题拓展、以及薄弱的组织结构与强制约束力和膨胀的管辖范围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非导致民主赤字的根源，而是进一步加剧了WTO中的民主赤字。
毋庸置疑，WTO的规则制订过程已经远远地将受其影响的民众排除在外。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受影响的社会民众无权享有在WTO的代表权，WTO的所有事务都由成员方派驻的代表团负责处理。而这些代表团的组成成员则是各国官员（通常来自于商务部或外交部），而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民众向代表团表达建议的唯一途径就是选举代表组成政府。然而，驻日内瓦代表团成员最终是由部长在听取相关部委官员的建议后指派的，这些被指派的官员才能参与WTO的决策过程。而这种长链式的代表团成员选拔机制意味着，即使是在最民主的国家，驻WTO代表团也是远离其本国民众的。正是有鉴于此，许多非政府组织才要求WTO提高其谈判的对外透明度，甚至要求即使无权参与决策，也应允许其作为观察员直接参与WTO谈判。同样，其他一些组织和民众也要求更大程度地参与作出最终决策的部长级会议和多国同盟会议，或者至少保证由他们选举出的代表参会，而不至于在日内瓦见到的全是陌生的官员。
增加在部长级或同盟级会议的参与度能否真正让WTO对受其影响的民众更加负责，这无法确定。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提高民选官员的参与度可以缩短驻日内瓦代表团的选拔程序，并使国际贸易的治理与民众联系更加紧密。然而，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代表团（有些甚至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经常抱怨WTO谈判的高度技术性意味着他们的官员无法有效地参与谈判。他们缺少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研究支持和众多官员的协助。作为政治人物，他们比国内官员更易受到双边压力和非贸易议题的影响。提高民选代表的参与度还可以使代表更有效地承担政治义务，并加快WTO的决策进程。然而，这样的决策可能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准备不充分的部长们或其他国会议员施加更大压力而达成的。因此，尤其当部长们及其本国民众已开始逐渐认识到他们签署协议的后果时，希望通过这样的措施来改善WTO的民主赤字是根本不可能的。确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中的执行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反复抱怨的承诺不对等都是这种民主赤字带来的后果。
相对于非政府组织要求更多地参与WTO谈判进程来说，私人部门的参与要求则更缺乏合理性。温迪·多布森（Wendy Dobson）和皮埃尔·雅凯（Pierre Jacquet）描述了商业联盟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例如，美国服务业联盟和英国无形贸易协会在GATS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拥有美国和欧盟企业的金融领袖团体在达成金融服务协议过程中也发挥了举重轻重的作用。类似的私人部门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如医药企业）在TRIPs协定的缔结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企业可以通过直接参与谈判来施加影响，尤其当他们被招入代表团就技术性议题进行谈判时，如电讯或会计。与之相比，来自民间的其他代表则很少能够施加同等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其他方法来体现他们的利益要求。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WTO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增加非政府组织对其事务的参与。从WTO官方网站上可以获得几乎所有的WTO文件。在贸易争端提交到上诉机构时，非政府组织可以呈交“法庭之友”简报。经过资格认证程序之后，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参加部长级会议（但他们不能在谈判桌上获得席位，除非他们作为某国代表团的成员）。尽管这些措施有效地增强了WTO的对外透明度，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度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对这些客观事实的深入分析反而让人们开始怀疑，提高非政府组织或国会议员的参与度是否会对改善WTO的民主赤字产生积极的影响。
也许，敞开大门让非政府组织更多参与WTO事务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实际代表了谁的利益，以及它们将对谁负责。WTO，以其现有成员驱动的形式，至少可以保证每一成员有一票的投票权。在民主国家，这些谈判代表多少会对其民众的利益负责，不管在现实中他们如何脱离本国选民。与之相比，即使最好的非政府组织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也不能在法律上对其所宣称代表的民众负责。对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长期所担心的风险，即许多得以在国际舞台上赢取发言权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或者由发达国家的一些组织给予资助。例如，在非政府组织相当活跃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738个经认证的非政府组织中大约有87％来自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直接参与程度的提高有可能使体制进一步偏离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非政府组织在处理与WTO有关的事务中没有作用。但是，就如他们想要与其达到平衡的私人部门，他们要参与到WTO事务中就需要通过其政府或施加跨国影响力。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对技术认知能力较低的国家或议题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此时，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帮助成员方政府采取正确的谈判立场，以帮助特定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当与政府政策发生分歧时，非政府组织可以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建立跨国联系以协调彼此立常南北半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对多哈部长级会议成功发布TRIPs和《公共健康宣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由发展中国家与特定非政府组织结成的联盟在未来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后，我们暂且不去考虑WTO成员最终会采取怎样的改革策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WTO管辖范围的扩展已经与制订其法律规则的无序性和充满强权政治的机制不相同步。这一矛盾需要解决。无可否认，进行体制改革以允许发展中国家更加有效地发表意见将会导致谈判进程更加缓慢和艰难，但这一改革也有可能成为更具合法性的长远举措，从而可以降低WTO成员方之间出现分歧的风险。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改革措施，后果将会更加严重。如果WTO谈判进程继续像最近几年那样不断出现停滞，发达国家有可能彻底转向寻求双边或区域解决途径。这种后果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昂贵的代价。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将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这种不便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甚至相互之间还有爆发双边贸易战的可能。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后果会是毁灭性的。因为他们已经花费很长时间来学习如何在GATT/WTO的多边舞台上运作，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凭借新组成的联盟力量来自信地参与GATT/WTO事务。如果不进行改革，他们将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空前的双边压力，而且他们还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护措施来作出应对。WTO是发展中国家抵制一切不良势力的全部依靠，确保并维护WTO的权威和存在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