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必将继续：后坎昆时代的DDA
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公开表达了凯旋论，也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没交易也胜过这种交易”，但所有成员方依然意识到这种僵局对谁来说都不意味着胜利。经过短暂的停滞，谈判者最终于2004年7月31日达成了备受关注的“七月一揽子协定”（July Package）。从而打破了僵局。有两个因素促使谈判者克服了在坎昆会议上被证明是最难解决的困难。
第一，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参与方式的变化使游戏本质发生了改变。过去，发展中国家阵营虽然在谈判的绝大多数时候都采取拒不妥协的立场，但最终还是禁不住双边协定的诱惑而出现分化。这一历史让发达国家认为坎昆会议仍将会重演相同的一幕，因而发达国家并没有对G20、G33、ACP及LDCs等反对联盟的全部要求作出减让。然而，事实上，坎昆联盟面对发达国家的施压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从而使发达国家认识到他们将不得不作出一些减让，以避免多哈谈判的全盘崩溃。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WTO已无力再次承受失败，否则，WTO的威信和存在必将遭受一次严重的打击。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已在坎昆错过并更改至2004年7月底，这一次再也不能失败。
“七月一揽子协定”——所有细节尚待进一步磋商的一个框架协议——将多哈回合谈判结束的期限推迟至一个不确定的日期，因而也是在事实上妨碍了多哈部长级会议目标的实现。作为妥协，欧盟同意取消除贸易便利化之外的其他所有新加坡议题。即使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框架协定规定，如果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能力和基础设施，则无须执行最后的协定。棉花问题则被单独处理，而不是像坎昆会议上美国所做的那样试图把它置于更广泛领域内一带而过。此外，关于农业问题的附件则是框架协议又一锦上添花的成果。
关于农业问题的附件决定对农业实行“分层削减公式”，以逐步取消国内补贴。这意味着国内支持较多的国家必须作出较大幅度的削减，而发展中国家则获得更长的执行期，且削减幅度较校附件还规定，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出口补贴都将逐步取消，“分层削减公式”将确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同的市场准入承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指定需要作出较小关税削减的敏感性产品。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指定某些“特殊产品”，这些产品需要在食品安全、农村发展等方面给予一系列非贸易性的考虑。“特殊保障机制”也包含在这一附件中。最不发达国家无须削减关税。发达国家还承诺通过第一年削减20％补贴的形式来预先表明自己的积极态度。然而，鉴于坎昆会议期间G20和G33集团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严重分歧，关于农业问题的附件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诸如预先表明态度这样的做法可能有助于恢复成员方对WTO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在坎昆曾达到很低的水平。
然而，仔细审视这些承诺就会揭示一些实际的或潜在的严重隐患。预先将补贴削减20％是参照约束水平而非实际水平来计算的。因为在实践中发达国家的补贴要远远低于约束水平，这可能致使实质性削减微不足道。市场准入的改善也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这将取决于发达国家到底将哪些产品列入敏感产品清单。即使发达国家已经同意逐步取消国内补贴，但“绿箱补贴”仍然是被允许的，并有可能通过重新分类和定义的手段加以控制。同样，国内补贴的取消更多地取决于“分层削减公式”的实际应用，以及谈判达成的最后取消期限。
“七月一揽子协定”最终也许只能实现有限的农业自由化，此外，非农产品市场准入也是迷雾重重，几乎没有取得丝毫进展。这其中大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只要农业问题的僵局持续存在，他们就拒绝磋商这一议题。显然，潜在的分歧是存在的，且许多分歧实际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例如，“七月一揽子协定”第一稿曾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和非农业领域的削减承诺将会考虑到“他们在特定领域的发展水平”。然而，由于相对发展中国家中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这一条款被认为赋予了小型经济体一些特权，因而被弱化。此外，“将会考虑”被改成“应该考虑”，而且按照这一原则最惠国待遇条款被援引，以用来防止特惠待遇。一旦“框架协议”下的实质性谈判正式启动，这些分歧极有可能会重新显现。
到“七月一揽子协定”达成时，虽有迹象表明诸如农业问题等一些老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例如，伴随着《纺织品和服装协议》谈判的结束——这是发展中国家渴望已久的结果——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又开始担心由于来自中国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纺织品出口而失去自己的市常同样，随着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某些诸如ACP这样的国家集团开始担心他们在特定区域市场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会下降。而且，“七月一揽子协定”还滋生了几个与谈判程序有关的问题。“七月一揽子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大利益方”达成的协定，即澳大利亚、巴西、欧盟、印度和美国。无可否认，巴西和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紧密相连，尤其是通过G20集团。但其他一些不属于G20集团的国家纷纷抱怨他们被这一程序边际化了。
上述所有问题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歧有日益严重的趋势。随着谈判的进行，这种现象还将会继续存在，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让步和索缺的具体谈判中作出选择，而不是在大而化之的原则上表明态度。坎昆会议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联盟取得成功的一次典范，在这期间他们最终能够团结作战，并拒绝接受任何不理想的协议。然而，随着谈判的继续，坎昆联盟是否能够经受住内部分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压力以及外部施压的考验，尚需拭目以待。
最后，回到我们的大主题：对于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如何健康发展，西雅图和坎昆会议的失败以及多哈会议和“七月一揽子协定”的成功到底赋予了我们哪些启示？对WTO进行体制性的改革是否有助于实现体制平衡，从而避免谈判回合在成功与失败间摇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体制性改革的方向又在哪里？对此，我将在下一章同时也是最后一章探讨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