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和TRIPs
在TRIPs缔结之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药品提供最低限度的专利保护，以保证公众获得廉价药品。然而，在TRIPs下，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TRIPs不仅要求发展中国家提供专利保护，而且还严格限制了强制许可的条件（强制许可是指在没有得到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赋予另一方生产产品的权利，旨在生产更多可供使用的普通药物）。在国内出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可实施强制许可，但所生产的普通药物只能用于国内市场，禁止用于出口。
面对艾滋病的威胁，南非于1997年12月颁布实施了一部《药品法》，实施强制许可生产普通HIV/AIDS药品。该部法律还允许平行进口，以便让南非能够进口最便宜的专利药品。
南非药品企业向比勒陀利亚高级法院提起上诉。他们声称，《药品法》授权未加补偿的强制许可违反了宪法要求保护产权的规定，也违背了TRIPs的相关条款。美国也对此表示支持，不仅将南非列入“301条款”下的“观察名单”，而且还对从南非的进口取消了普惠制下所享受的免税待遇。巴西和泰国也承受过类似压力，他们也曾援引TRIPs下的突发紧急条款来授权强制许可以解决AIDS危机。
药品商和美国采取的这些严厉措施促使发展中国家联盟和非政府组织采取回应之策。发展中国家联盟认为，公司的贪欲与无以计数的本可预防的HIV/AIDS死亡事件直接相关。他们还进一步指出，美国竭力阻止其他成员方援引TRIPs旨在挽救生命的紧急例外条款。在“非洲集团”的带领下，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努力寻求通过部长宣言，以明确TRIPs关于公共健康的规定，并保障成员方将公共健康和福利置于专利保护之上的权利。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宣言》才最终在多哈部长级会议上一致通过。
资料来源：约翰·奥德尔、苏珊·塞尔（Susan Sell），“重塑议题，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联盟，2001”，载于约翰·奥德尔主编，《谈判贸易：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除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宣言》外，发展中国家还得到改进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许诺。在农业方面，《多哈部长宣言》同意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特殊和差别待遇，以保证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包括食品安全和农村发展。与执行有关的议题在《宣言》的主体部分以及独立决议中均有提及。WTO还在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新成立了两个工作组，即“贸易、债务和财务工作组”和“贸易与技术转让工作组”。《宣言》还集中讨论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并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弱小经济体的需求给予了特别关注。《宣言》拟定澄清和改进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措施的议程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是美国作出的最大让步之一。与克林顿政府最后一刻企图将劳工标准提上西雅图会议谈判桌不同，这次的主体宣言仅仅重申了新加坡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决定。其中第44段还确认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S&D）“构成了WTO协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诚然，发展中国家收获颇丰，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作为获得上述收益的回报，发展中国家可能付出了高昂代价。尽管他们要求在发起新一轮回合谈判之前解决执行议题，但这一要求又不得不与新一轮的谈判进程相联系，并以此换取发达国家作出新的承诺。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为从乌拉圭回合中得到的收益付出双倍的代价——这恰恰是LMG集团试图努力避免的结果。通过最后一刻含糊不清的语言和精明的谈判，新加坡议题最终还是被纳入了“多哈发展议程”。新加坡议题被纳入谈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第三章已作讨论。含混不清的措词和饱受争议的谈判程序同样也成为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面临的重大难题。在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如技术援助、技术转让以及为小型经济体拟定的新工作计划，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由于对这些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活动的资金来源缺乏明确规定，这些条款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从很多方面来看，将新一轮回合命名为“多哈发展议程”表明所有成员方意图帮助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重拾信心。然而，“多哈发展议程”的谈判程序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信心依然只能是薄弱的。即使多哈部长级会议前期准备程序提高了内部透明度，并允许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私下接受笔者采访时却抱怨在多哈会议真正到来时，这些有助益的做法都被弃之于九霄云外。例如，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斯图尔特·哈宾森依据其职权发布的主席文本提出强烈抗议，但该文本最终还是被用作谈判的基矗对成员国政府施加双边压力的事例有很多。同样，谈判中还发生过许多令大使承受压力而处境“艰难”的轶事（例如，有位大使曾被责问道：“你是想被请教，还是想受凌辱？”）在如此情形下协商一致达成的DDA终究大大延缓了接下来坎昆部长级会议的谈判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