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谈判出师不利: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
尽管DDA是2001年11月在多哈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发起的,但DDA的根源却在于1999年11月失败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谈判者曾希望在西雅图发起新一轮发展贸易谈判回合,但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本身却在非政府组织(NGOs)的游行示威中以溃败告终。成千上万的示威者(绝大多数是非暴力示威者,但也有一些是无政府主义者,估计有3万至6万人)出现在西雅图街道上举行抗议WTO的活动。公众的愤怒令国际组织官员和谈判者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传统上GATT/WTO贸易谈判深奥的技术性内容一向使其免受公众监督。WTO民主的缺乏是此次愤怒爆发的导火索。我将在下一章讨论WTO缺乏民主的根源。
尽管某些WTO成员方倾向于认为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失败是非政府组织力量崛起的直接后果,然而,即使没有公众的不满,新一轮谈判能否成功发起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筹备阶段,所有成员方都把精力集中于选举新一任总干事以接替雷纳托·鲁杰罗,这便浪费了准备西雅图会议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成员方为发起“千年回合”谈判而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发起新一轮谈判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只有扩充WTO既有协议的管辖范围才能获得新的收益。自1996年以来,欧盟就一直致力于增加“新加坡议题”(上文提过,“新加坡议题”包括竞争政策、投资措施、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及贸易便利化)。美国和加拿大希望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由克林顿执政的美国在西雅图会议的最后一刻还提议WTO成立贸易与劳工工作组。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几乎所有建议都持抵制态度。劳工标准问题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就曾引发激烈争论,成员方最后一致认为,这一争议的相关事务属于国际劳工组织而非WTO的管辖范围。美国在西雅图会议上旧事重提被视为给发展中国家的沉重打击。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很鲜明:在所谓“执行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毫无必要发起新一轮谈判。“执行议题”是指乌拉圭回合中未能兑现的承诺以及发展中国家为执行协议所承担的始料未及的巨额成本。双方都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拒绝作出任何妥协。
WTO运作程序的不透明性(第三章已讨论)让矛盾进一步恶化。西雅图会议主席发表的声明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而对加强WTO运作的民主基础却毫无益处。例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曾公开表示,如果谈判无法达成协商一致的文本协议,“我将保留一切权力采用更加独断的方式达成最后结果。毫无疑问,我作为会议主席有权这样做或者说需要这样做。”发展中国家对此愤怒不已;最终,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