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团的起源
或许可以说，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关于库姆兰宗团之起源这一课题。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大马士革文件》的开篇警示以某种方式描述了该宗团的起源：
“在上帝发怒的岁月，即在上帝把他们（犹太人）交付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手后390年，他（上帝）造访了他们，使以色列和亚伦族内树根萌发，好让他们继承他的地，并使他地上善事昌拢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罪孽，承认自己是罪人，在20年里，就像瞎子那样摸索着行路。上帝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一心追寻上帝，上帝从他们中间培养了“一位公义导师”（a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以指导他们在上帝之心的路上行走。”
（CD 1.5—11）
我们可以从《圣经》文本里找到不少与这一开篇辞遥相呼应的文字，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以西结书》（4.5—10）中所说的390年上帝发怒的岁月。假如按字面上说的年数算，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流散算起，那么，那“树根”，即遗民的象征性指称，是于公元前196年萌发的。如果将“该公义导师”（the Teacher of Righteouness，前面引文中用不定冠词a属于诗歌风格）即该宗团重建者出现之前像瞎子一样“摸索着行路”的20年从这个数字中减去，那么，字面上的年代计算会把宗团重建的日期确定在公元前176年。
但是，这个年份远在约拿单或西缅·马加比时代之前，他们就是学者们所确认的“邪恶祭司”——“公义导师”的主要反对者。赞同马加比理论的人则指出，《以西结书》（4）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它指的是一个总的惩罚阶段。然而，这些学者也宣称，《大马士革文件》警示辞包含的历史信息把宗团起源指向了公元前2世纪中叶。他们是怎样知道这一点的？事实上，一旦抛开字面意义，CD1中就没有明确的数字依据能把遗民存在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50年。
另一种马加比理论把宗团的出现确定在反对塞琉古王朝的起义时期，这是通过确定宗团的反对派的领袖身份来建立的。“邪恶祭司”（ha-cohen ha-rasha）是“排舍瑞姆”加诸宗团敌对者的一个贬义别号。这个理论说，虔敬者认为约拿单·马加比和西缅·马加比非法占据了大祭司职位，因为他们不是撒督家族的人。然而，至少一份《宗团规则》的古卷并没有提及任何撒督家族的人。还有，正如柯林斯所指出的：非法窃取职位并非古卷所关心的事情；《宗团规则》和《大马士革文件》也都不重视该事。所谓非法窃权的问题源于虔敬派，他们在诠释《马加比传上》（7.14ff）时拒绝犹大（马加比）而赞成阿尔希姆（Alcimus）。
近年来，一种相反的理论引起了不少关注。根据弗洛伦蒂·加西亚－马丁内斯（Florentino Garcia-Martinez）和已故的亚当·范·德尔·武德（Adam van der Woude）的格罗尼根假说（这两位学者都曾工作于荷兰城市格罗尼根），库姆兰宗团的形成期可以上溯至由安条克·埃皮法尼斯于公元前175年突然引发的宗教危机之前。艾赛尼派的起源和库姆兰宗团的形成期不可区分。两者都地处巴勒斯坦，皆植根于流散后犹太教的启示运动，而这些从《以诺上》（90）得以证实，它描述道，在第III阶段末一个团体诞生了。
格罗尼根假说提出了艾赛尼派、库姆兰宗团以及以埃及北部为基地的另一个犹太宗派特拉拍塔之间的一种关系。据此，艾赛尼派属于母亲宗团，而库姆兰和特拉拍塔则是女儿宗派。这个说法很好地解释了三个团体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颇有用处的是，格罗尼根假说在“邪恶祭司”和“撒谎者”之间作了区分，认为他们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库姆兰宗团的两个不同的反对者：前者是名声不佳的大祭司，后者是与之对抗的一个律法教师。格罗尼根假说的一个不怎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邪恶祭司”不是一个人，而是连续6个大祭司的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