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类型的多样性
“文本类型”是一个重要概念，指某部特定文件或文字作品的版本。让我们假设你正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一篇报道或文章，你写一会儿后就在硬盘上保存下来，以便以后继续写。一个很好的做法是将文件的各个版本连续保存下来，以便万一发生死机或某个文件坏了的时候能将损失减到最校因此，你先将文件保存为“样本.doc”，然后等又写了一些后再将它保存为另一个文件，起名为“样本2.doc”，依次类推。如果“样本2.doc”损坏了，那么你可以回到“样本.doc”，丢失了的仅仅是“样本2.doc”比“样本.doc”多的那部分。此外，有了这种电子文件线索，你可以返回去查看最初的构想和分析。所有这些文件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但又是略有差异的不同版本。如果有人问哪一个是“原”文，那么答案肯定取决于我们对“原”文的定义。你最初的写作思路会保存在“样本.doc”中。然而，如果你说的“原”文指的是你发送或提交的那份文件，那么它就是该文件的最后版本或者说正式版本。
在古代，“抄本”，顾名思义，是用手抄写下来的。文字作品的生产包括创作阶段和抄写阶段，而库姆兰古卷证实了后者。从我们亲身抄写作品的经验可知，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容易被扩展、缩减，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抄写错误。例如，我们的眼睛会从一行跳到另一行，或从一个词组跳到另一个相同或类似的词组。我们可能会写错字或别字。人类犯的所有这些错误都会导致不同文本类型的形成。其他一些改变则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宗教方面的原因、或者习惯方面的原因而对文本进行的故意篡改，例如，套用老框框，或者一直将一个词刻意翻译成目标语中的另一个词。
在古卷发现之前，有3种曾经非常著名的《希伯来圣经》文本类型：《马梭列文本》、《撒玛利亚摩西五经》和《七十士希腊译本》。其中第二种指撒玛利亚宗团的《托拉》，他们自称是古代以色列北方王国的传人。撒玛利亚宗团的起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些资料认为他们是外国人（《列王记下》17.24—34）、撒玛利亚的土著居民（《以斯拉记》4.4），或者在希腊化时期从犹太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教派（约瑟夫斯［Josephus］：《犹太人古代史》，11.340—345）。撒玛利亚人认为上帝的真正圣所位于基利心山，而不在耶路撒冷。他们现在依然居住在以色列的基利心圣山上坚守着自己的传统。他们那一版《托拉》以鲜明的扩张主义和带意识形态倾向的措词为特征。严格地讲，《撒玛利亚摩西五经》仅指《圣经》前五卷，但以此类推，此文本类型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希伯来圣经》。
在发现古卷后的几年里，弗兰克·克罗斯提出了地方文本理论，认为这3种文本类型与3处地域相对应。据此，《马梭列文本》是巴比伦的代表，《撒玛利亚摩西五经》是巴勒斯坦的代表，《七十士希腊译本》是埃及地区的代表。克罗斯根据3种文本类型中的一种将所有的库姆兰圣经古卷进行了分类。例如，4QSama被认为是一种非马梭列文本，更接近“老希腊本”的“源文本”。然而，4QSama和《马梭列文本》、所谓的原卢奇安文本（希腊译本的修订本）、《历代志》以及约瑟夫斯的《撒母耳记》也有密切关系。
显然，库姆兰圣经文本不能这样分类。伊曼纽尔·托夫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反的理论，即假设《圣经》文本类型的多样性。托夫更愿意称之为文本“群”，但更为常用的称呼是“文本类型”。文本类型不止有3种，至少有5种或者更多。下面是托夫提供的关于库姆兰圣经古卷文本特征的统计数据：35％为原马梭列文本；15％为前撒玛利亚文本；5％为《七十士希腊译本》；35％为不结盟文本；20％按照库姆兰惯例写成。请注意，总数为110％是由于类别1、4、5中的某些文本被重复计数，而且类别4包含了所有不结盟文本和独立文本。此外，按照库姆兰宗团的抄写惯例划分出来的类别5颇有争议，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这是一个文本类型。
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库姆兰圣经古卷能证实的文本类型数量要比原先认为的多。《马梭列文本》肯定是一种重要的文本类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导文本类型，但是还有其他几种类型不可忽视。一些学者，通常是那些立场比较保守的学者，依然坚持认为《马梭列文本》是《希伯来圣经》文本，其他所有的文本类型都是翻译、解释或者校订的衍生物，尽管它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关的文本特征。这种“马梭列文本基要主义”——人们这么称呼它——以毫无根据的信念对库姆兰古卷提供的新证据作了先入为主的臆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