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与死海古卷
梵蒂冈阴谋论早已与死海古卷的发表紧密相关。是谁最早提出的这一阴谋论并不清楚，但约翰·阿莱格罗无疑是最早揭露该阴谋的人之一。据他说，在50年代早期，最早可以接触所有古经卷的是由国际上跨教派的学者们组成的团队，那时，抄本的出版进展迅速。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约翰·阿莱格罗开始怀疑存在着天主教垄断，甚至天主教阴谋。给编辑团队中的某些成员分配的抄本越来越多；约塞夫·米利克（Josef Milik）、吉恩·斯达奇（Jean Starcky）和约翰·斯特拉格内尔（John Strugnell）得到的抄本份额最大，而他们全是天主教徒。阿莱格罗曾经对一个朋友说：“我深信，如果（古卷中）真出现什么影响罗马天主教教义的发现，那么这个世界永远看不到。”这一怀疑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他遭到了排挤，无法接触到剩余的尚未出版的古卷。尽管他是最早的编辑之一，但到了50年代后期，阿莱格罗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团队之外。1956年8月5日，在给另一位最早的编辑团队成员弗兰克·克罗斯（Frank Cross）的信中，阿莱格罗写道，“团队中的非天主教成员正以最快的速度被清除”。其二，他怀疑梵蒂冈可能封锁那些损害基督教信仰的信息。
最近，在《约翰·马可·阿莱格罗：死海古卷的独行者》一，阿莱格罗的女儿朱迪丝·安妮·布朗（Judith Anne Brown）详细阐述了父亲对死海古卷的延迟出版和限制接触剩余未出版材料的看法。尽管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支持父亲的怀疑，但她利用私人信件和个人回忆录的形式，描述了阿莱格罗如何将自己被排除在编辑团队之外归因于天主教的垄断和缄默阴谋。
正式出版物《犹地亚沙漠的发现》系列丛书的前任主编约翰·斯特拉格内尔和最早的编辑团队中说话最直率的批评家格萨·韦尔迈什对出版进程和限制接触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斯特拉格内尔和韦尔迈什分属于“古卷之争”的敌对阵营，但是他们都没有把出版延迟和限制接触问题归结为梵蒂冈阴谋。斯特拉格内尔为古卷的出版速度作了辩护，他认为，这样的速度和同类项目，如埃及的俄西林蒲草纸古卷的编辑速度大体相当；而韦尔迈什则谴责基伯特－库姆兰的发掘人、也是《犹地亚沙漠的发现》出版工程的首任主编罗兰·德·沃（Roland de Vaux），认为他任命的团队太小，无法应对编辑成千上万块残片的艰巨任务。
约翰·阿莱格罗关于天主教阴谋的观点是不可靠的，因为至少有一位最早的团队成员、哈佛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弗兰克·莫尔·克罗斯留在了编辑队伍里，而他不是天主教徒。还有更多世俗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延迟出版和限制接触古卷，这些原因包括学术抱负与嫉妒、个人恩怨与冲突、资金限制、追求完美、拖沓以及尚未出版的剩余古卷那支离破碎的保存状态等。
不管怎么说，梵蒂冈阴谋论继续在公众当中传播。事实与想象的界限常常变得模糊不清。想想丹尼尔·伊斯特曼（Daniel Easterman）的小说《犹大圣约》（1994）吧，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虚构的阴谋，它试图封锁对基督教信仰有害的信息。主人公是某个叫杰克·古尔德（Jack Gould）的博士生，在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大马士革文件》中关于星与杖的预言。他特别热衷于研究那份显然来自于库姆兰某个山洞的耶稣蒲草纸卷的来龙去脉。当古尔德在别处沿着线索追寻时，在耶路撒冷古城一个虚构的天主教圣经研究机构中，一位名叫雷蒙德·贝菲尼斯特（Raymond Benveniste）的神父一边思索着手头的亚兰语残片的命运，一边和自己的良心作着激烈的斗争。我从中节选了几段以便让你领略一下一种虚构版的阴谋论。
雷蒙德·贝菲尼斯特神父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着嘴咳嗽了几下，又放了回去……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块16厘米宽21厘米长的蒲草纸残片。上面有30行亚兰语，这儿有个洞，那儿脏一块的，不过勉强可以辨认……残片本身不怎么重要，只是一封不知何许人写给圣堂执事的信……一般情况下，贝菲尼斯特会传下去进行深入研究并最终在该机构季刊的某一期上发表。但是只因一事让他心头不安。
这块残片包含一条资料，十分简短，涉及“耶稣的信徒”，一群似乎在某些方面依恋圣殿和“热衷摩西律法”的人。当然，对该节的解释有好几种可能。单凭它自己还不会生出多少枝节……
但是，在罗马，有人偏重谨慎，视谨慎高于一切。上次去罗马时，圣经委员会的德拉·盖拉尔代斯卡（Della Gherardesca）曾经开诚布公地跟他谈过。最近有大量书籍出版，暗示耶稣基督不过是一名哈西德派教徒，一位犹太圣哲，而他的父亲是一位学者，即“纳嘎赫”（naggar）——这是一个亚兰词，是“木匠”的比喻……
贝菲尼斯特又看了一眼这片蒲草纸残片。它算不上重要，但它却可能被视为证实这种毁谤性理论的另一条资料。假如落在坏人手上，它可能会被派上邪恶的用常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作为一名学者，他为自己即将做的事感到羞耻。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已养成了顺从的习惯。在划亮火柴的时候，他的手甚至都没有抖一下。
《犹大圣约》讲了一个顺从的传教士毁掉了一块亚兰文残片的故事，因为该残片显然证实了耶稣热衷于摩西律法。梵蒂冈阴谋专事封锁那些偶然发现的、不经基督教官方渠道传播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以不同于《福音书》中的方式来描述耶稣。在小说中，那片蒲草纸残片说明，与《新约》的描述恰恰相反，耶稣没有废除“哈拉哈”（halakha），即犹太律法。他是一个虔敬的人，一个坚持律法的狂热分子。该故事纯属虚构，但是伊斯特曼笔下的耶稣与韦尔迈什在《犹太人耶稣》（1973）一所作的著名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韦尔迈什认为，最好把拿撒勒人耶稣看作一名“哈西德”（希伯来语，即“虔敬者”）。不同的是，韦尔迈什笔下的耶稣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圣人，不是一个犹太律法专家。甚至伊斯特曼对亚兰词“纳嘎赫”采用比喻式的理解，即不劝木匠”的字面意思而是劝学者”的意思，也是以韦尔迈什的作品为基础，尽管后者自那以后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早在几年前的1991年，米歇尔·贝金特（Michael Baigent）和理查德·利（Richard Leigh）出版的《死海古卷骗局》却不是虚构的小说。它宣称发现了隐藏在本世纪宗教流言背后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它把古卷出版延迟的矛头直指梵蒂冈。据推测，当时梵蒂冈控制着德·沃，而德·沃也是耶路撒冷圣经与考古学院多明我会的主任。该书声称，的确有一个阴谋：在若瑟·拉辛格枢机主教（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领导下，以宗座圣经研究委员会和罗马教廷信理部这一现代宗教裁判的形式禁止可能“不利于基督教教义”的尚未出版的库姆兰古卷的发行。
阴谋论从本质上说取决于一些被神秘隐藏起来的已知资料。一些学者无法接触死海古卷似乎是阴谋论的最佳主题。然而，当《死海古卷骗局》面世时，在英国却没有取得预期的震撼效果。主要原因在于，该书出版后没几个月，允许接触古卷的新政策就宣布了。现在可以检验梵蒂冈阴谋论了。对大多数学者而言，用一个新流行的比喻词来说，显然没有发现“正在冒烟的枪”。随后公布在媒体上的对该书作者的采访则暗示，梵蒂冈早已毁掉了任何有损教义的东西。在大多数英国人听来，这不免有点诡辩的味道。
该书被译成了德文，取名为《耶稣秘史：死海古卷和早期基督教真相》，各章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一家名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全国性杂志上，此后它竟然成了一本畅销书。事实上，该书极受欢迎，销量超过了30万册，以致于德国学术界迫切感到不得不提笔批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