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古卷
死海古卷受欢迎的原因不难找到。从1947年两名贝都因牧羊人最初发现它们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古卷争夺战”，媒体总是不断地向饶有兴趣的公众报道古卷的最新发现、相关的政治活动、人身攻击和学术争论。有些报道专门追求轰动效应，不管背后有没有学者的支持；有些则提供古卷研究最新进展的可靠信息；此外，在这两类报道之间是林林总总的其他类型的宣传报道。无论是何种情况，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的介入已经确保公众，特别是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众，都读过或听说过死海古卷。
在我个人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我亲身体会到了媒体在使古卷走向大众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991年，我刚刚在牛津大学取得古卷研究的博士学位并成为东方研究所的肯尼科特希伯来研究员。就在那时，人们要求拥有4号洞剩余的未经编修的古卷的使用权，此即所谓的“古卷争夺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小群学者和其他学者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在库姆兰11个藏经洞中，4号洞藏经最多；前者占有从4号洞发现的未公开的资料，而后者则想使用并要求使用这些资料，以从事研究与学习。资料占有者和未占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几年来一直在不断升温，但在1991年夏秋之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1年10月29日，以色列文物局宣布实行一项新的使用权政策，于是，在双方交恶甚多之后，主张自由使用资料的一方胜出了。刊登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宣布了这一消息，其大字标题是《以色列开放死海古卷使用权》。
在新政策宣布数周之内，两位美国学者，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米歇尔·怀斯（Michael Wise）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罗伯特·艾森曼（Robert Eisenman）向世人宣布，他们发现在当时尚未出版的古卷中有一小块碎片，其上的叙述证实有一位遇害或被钉死的弥赛亚。我和最重要的古卷研究专家之一格萨·韦尔迈什（Geza Vermes）在牛津大学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研读了这个6行文本，并得出如下结论：恰恰相反，该残片讲的非但不是一位遇害的弥赛亚，而是一位受膏的公会首领，是他杀死了敌人。在后面关于古卷和早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一章中，我将详细讨论这些彼此相左的诠释。
一位名叫奥利弗·季黎（Oliver Gillie）的记者报道了这次研讨会。他的文章刊登在1991年12月27日《独立报》的头版和内文中。这次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和成像软件来加强辨认希伯来语手稿，这一点在随后的报道中得到了强调。位于亚尔顿的牛津大学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有成像设备，是库姆兰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捐赠者资助，负责人是曾经任教于悉尼大学的阿兰·柯朗（Alan Crown）教授。当时我制作了一件4Q285（4代表4号洞，Q代表库姆兰，285指该卷的编号）第5号残片（现在重新编号为第7号）的放大且改进过的图像，后来发表在《犹太研究期刊》上。在古卷研究中运用成像软件，这尚属首次，而经完善并放大后的第5号残片的发表把该期刊的读者惊得目瞪口呆。
关于这段插曲，有几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报纸上那篇文章的发表日期与圣诞节假期恰好一致。由于牛津研讨会是在12月20日召开的，所以这也是说得通的。然而，多年后我注意到，媒体在大幅报纸、收音机或电视上的报道与广播，几乎总是紧跟在圣诞节或复活节之后。当然，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古卷既然是宗教文献，所以在一年一度的节日期间就格外引人注目。但奇怪的是，它紧随的是基督教的圣日而非犹太教的圣日。复活节的日期每年随逾越节日期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一事实不影响一点，即媒体眼中只有基督教的宗教周期，而没有犹太教的宗教周期。既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相信这些古卷是关于犹太教的而不是关于基督教的，那么为什么不在犹太新年或赎罪日期间发表相应的报道呢？
究其原因，正是与基督教的关联才使得这些古卷具有了轰动效应。比如说，如果能在死海古卷的某一卷中发现“一位遇害的弥赛亚”，那么，就会有人认为，它将对耶稣的独特性和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提出质疑。说句题外话，此类观点常常直言不讳地出现在媒体上，依据对耶稣和基督教信仰相当简单化的理解，以为一件考古文物的发现就会削弱基督教。在犹太教历史上，耶稣不是唯一被追随者们认为是弥赛亚、甚至是受苦受难的弥赛亚的人。不管怎样，可以说，古卷中有“一位遇害的弥赛亚”并不会质疑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但却会突出在大屠杀后宗教间对话中不断被基督徒所接受的一个观点，即，耶稣是个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
其次，将现代科技运用到古代手抄本的研究中自有其内在魅力——在异常古老的手抄本和最尖端的电子工具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随着过去15年中电脑应用程序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现在有了一些相当不错的网站，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设立的“俄里翁死海古卷及相关文献研究中心”。如果登录该中心的网站，“网上冲浪者”可虚拟参观基伯特－库姆兰、参加实时进行的小组讨论或搜索参考书目数据库。
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古卷研究和信息传播。我于1997年编辑了《死海古卷电子参考图书馆》光盘数据库，可以让有个人研究需要的学者搜索、完善并打印出特定古卷的图片。后来，由杨百翰大学的“古代研究与摩门教研究基金会”制作的第2卷发行，其数据库由伊曼纽尔·托夫（Emanuel Tov）编辑，其中包含可搜索的所有非圣经古卷的副本和翻译。
在美国，其他引人注目的进展和项目包括完善了一份文本并弱化了其背景“噪音”。该文本即格雷戈里·H. 贝尔曼（Gregory H. Bearman）所谓的“《创世记伪经》”。贝尔曼是帕萨迪纳市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精于分析卫星图像。他研发了一项名叫多光谱成像的技术，能使毁损严重、肉眼无法看见字迹的手抄本生成可读文本（如《挪亚书》）。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死海古卷研究项目”的编辑中也运用了计算机完善技术，该项目由詹姆士·H. 查尔斯沃斯（James H. Charlesworth）主持。
是否开放4号洞古卷和对公认为记载着“遇害弥赛亚”的一块残片的解读是最近发生的两大争议性事件。在大事频频发生的过去的约半个世纪里，其他争议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学者约翰·阿莱格罗（John Allegro）率领探险队进入犹地亚沙漠搜寻《铜古卷》中提到的宝藏（图2）。
发现于3号洞的这一份古卷在死海古卷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以铜为书写材料。其他所有的经卷都写在兽皮或蒲草纸上。它的正文蚀刻在铜板上，描述了犹地亚沙漠中的64处藏宝点，里面埋藏着金、银、圣殿祭品和该经卷的另一副本。这就是阿莱格罗决意寻找的宝藏。其他学者认为这些宝藏——多达65吨重的白银和25吨重的黄金——纯粹是文学上的虚构，并将《铜古卷》比作“玛塞海特－凯利姆”（massekhet kelim，有关圣杯的短文）——一个中世纪文本，描述了所罗门圣殿的宝藏如何被没收到巴格达的一座塔楼中，其埋藏地点如何记录在一块铜板上的故事。阿莱格罗没有找到任何宝藏，但是他的探险考察却被媒体广泛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