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开了：《启示录》
一些学者不相信《启示录》的作者就是创作了约翰书信和第四福音书的那个约翰学派，因为无论是作品风格还是乍看之下的见解都相差太大。但对这个由冲突形成的世界的看法，《启示录》显然跟约翰学派的其他著作是一致的；在《启示录》中，这看法是通过启示体裁的运用成型的。
那些不能理解启示作品的文学表达方式的读者，要么对意象感到憎恶，要么对其做出错误解释；总之，结果常令人遗憾。对于将《启示录》看作神对未来独特启示的人们，这卷书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它强大的诗学力量已经渗入很多私下或公开的妄想观点中。由于被解读为对末世的字面预言，这部作品继续在被称为“千禧年主义者”的基督徒中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他们之所以获得这个称号，是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将在尘世统治一千年（《启示录》20:4）。
对《启示录》这个作品来说，基于历史的文学判断，是做出恰当解释的关键。“启示”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apocalypse，表示从前隐藏的事实被揭示出来。《启示录》是《圣经》中启示文学的两个典型代表之一。只有领会这种文体的特征，才能最好地理解《启示录》。创作于大约公元前167年的《但以理书》首次充分展示了这种犹太文学形式。它通过描述当时希腊君主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迫害，展示了启示作品和启示历史观的全部特征。
对于亲身经历排斥或压迫的人来说，启示文学是一种反抗文学形式。在公元前167年到公元200年之间，对于反抗罗马统治和希腊文化的犹太人来说，启示文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创作形式。它是一种借古代英雄（亚当、以诺［Enoch］或但以理［Daniel］）之口说出的虚构预言，用于解释当下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古代人物已经预见到这些事情一样。启示文学的特色是升天的经历或者那些有关现在（在天上）和未来（在地上）异象的梦。先知用高度隐晦的语言表达这些异象，还会借用数字、传说中人格化的野兽和各种宇宙现象作为象征，只有局内人才能够懂得它们的意义。
对历史的启示式理解很简单，尽管其意象复杂：历史有其目标，而这个目标掌控在神的手中。虽然现实的证据似乎相反，好像压迫者获得了胜利，但实际上神在掌权，并且会带来戏剧性的改变。从这个世界到“将要到来的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义人受压迫转变为义人掌权。神的代理者，即“人子”或“弥赛亚”，会带来这种转变。他会拯救神的子民，并让他们管辖他们在人间的敌人。启示文学中的宗教信息同样很直白。它鼓励受压迫者怀着必有回报的信念继续忠于神。
显然，《启示录》属于这种启示文学的范畴。先知升到天上，凝视天上的圣廷，并看到了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些异象涉及富有象征含义的数字（4、7、12）、人格化的野兽（最著名的就是13:11—18中那个叫做666的野兽）以及形形色色的宇宙大灾难。有关历史的异象，是神与“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20:2）之间的冲突。表现在人类舞台上，就是圣徒受到邪恶帝国的压迫，这压迫最终通向神在地上的胜利（20:4—22:7）。由此带给读者的是传统的教导：“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13:10）
不过，《启示录》在其他方面打破了启示文学的模式。《启示录》不是托名于古代某个人物，而是一个同时代的人——拔摩海岛上“你们的弟兄约翰”（1:9）。最重要的是，弥赛亚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经历重新催化了启示文学的象征主义。在《启示录》开篇，向先知显现的“好像人子”的那位就是耶稣：“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1:17）先知升到天上的神圣宝座，那位站在宝座右边的就是被宰杀的羔羊，他正受到活物与长老的颂赞：“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5:11—12）
与那种认为当下挫败而未来必将胜利的历史理解相比，《启示录》认为神已经实现了对恶和死亡的根本胜利。这个胜利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复活之后的耶稣正施行神圣的统治。胜利不只是耶稣一个人的：先知还看到了耶稣数不清的见证者，他们被处死（“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现在“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7:13—17）。
历史的顶峰已经实现；严格来说，地上仍在进行的挣扎是历史的结局。虽然在最后的异象中，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以及神与人住在一起被看作是未来的事情（21:1—8），但第一个异象已经表明，复活的耶稣显现在“七个灯台”之间，也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1:12—20）之间。因而，跟表面看上去不同，《启示录》其实怀着深刻的乐观态度。
《启示录》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包含了复活的耶稣给教会的信，分别写给以弗所（2:1）、士每拿（2:8）、推雅推喇（2:18）、撒狄（3:1）、非拉铁非（3:7）和老底嘉（3:14）。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未来或天上的异象，而是对于当时罗马主要城市特定教会情况的洞见。这些信中以忠心和背教、正直和腐败为衡量准则，讲到了教会的成功与失败。它们表明了《启示录》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合理地视为先知作品：不是因为它预见了未来，而是因为它从神的角度向人说明了这个世界。
同样的先知观点也被用在4:1开篇的异象中，并一直持续到《启示录》结尾。在这些异象中，冲突不是具体教会内与背教和腐败的斗争，而是神与撒旦的宇宙斗争（12:9）。这场宇宙斗争也牵涉到人间的使者。邪恶力量的代表者是帝国（17:1—18:24明确将之等同于罗马帝国），而代表上帝的是那些尚不需要殉道、但仍然要做基督见证的追随者。这些异象的意义不在于对未来的预测，而在于用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展现了人类为真理和正直而战背后的巨大利害关系。
《启示录》并不号召基督徒通过暴力反抗邪恶力量，而是通过拒绝承认它们的权威来抵制它们。基督徒并不认为君主至高无上。对他们来说，有且仅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他的，就是蒙召、被癣有忠心的”（17:14）。他们被想象中的上帝获胜的异象所激励，因而能够用生命去见证那位生来就要见证死亡者，继续他抵抗邪恶力量的未竟事业。
由此，他们拒不承认人类自高自大的伪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只“敬拜神”。在《启示录》结尾的异象中，神的子民在新耶路撒冷参加敬拜：“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22:3—5）这个结尾很恰当。
由于一些人拘泥于《启示录》中强大意象的字面意义、将其与现实分离，因而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数个世纪以来，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启示录》就像在美国争取公民权的斗争那样，用“天开了”的异象带给他们身处更加宏大的世界的参与感，激励他们去抵制现实中根深蒂固的恶。
约翰的著作整体上仍吸引着读者，不是因为它超脱世俗，而是因为它们显然出自真实世界的冲突；它们持续令读者着迷，因为它们没有被原初的冲突语境禁锢住，而是利用想象的力量，以爱去超越宗派分裂（约翰书信），以联结去克服分党（《约翰福音》），并通过真正的敬拜去抵制恶（《启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