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教诲
《新约》中的另一种主要文学形式是叙事。有四卷叙事作品（《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追溯了耶稣开始传道到他复活显现的故事。其中两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还有对耶稣降生及孩童时代的简单记叙。
古代文学中的叙事主要与英雄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和重大历史事件（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关。但四卷福音书（写作时间跨度不超过30年）却前所未有地以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省传教人为叙述对象，主人公的活动最多只持续了三年，而且最终被当做罪犯以耻辱的方式处死。
公元70年前后的几起事件共同激发了福音书的创作。与罗马的战争使犹太人中的弥赛亚主义者与非弥赛亚主义者关系恶化，让基督教愈发成为外邦人的宗教。这场战争也使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瓦解。耶稣传道的亲眼见证者也都行将就木。从口头传播到书写的转变正是为了防止耶稣言行失去犹太教根基（并因此丧失其全部意义）。
跟其他写历史人物的古代叙事作品相比，福音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们产生于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而非简单的文学冲动。信仰的视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复活的视角，贯穿于对耶稣其人的叙述中：作者与读者都认为这位过去的人物仍存在于他们中间。
同样，福音书对敬拜团体内口口相传的记忆进行搜集、组织和文学加工，这使得其叙事具有一种独特的厚度。每段文字中都包含三层认知：见证者的阐释，他们曾亲历耶稣时代发生的事件并讲述出来；这些事件在教会生活中的作用；四卷福音书作者各自的文学目的。
福音的三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可以放在一起平行研究，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异同关系。正因为可以放在一起去看，它们被冠以“同观”（Synoptic）的标签。毫无疑问，它们呈现出文学上的相互依赖关系。19世纪对福音书的研究大多旨在解决“同观福音问题”：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与《马可福音》的论述一致时，《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之间也相互一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分别引用了共同的材料（学者称之为Q字原材料，Q即“来源”［Quelle］的缩写）。
大多数学者现在都认为《马可福音》是最先创作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创作时借鉴了《马可福音》。少数人赞同古代教会的传统看法，认为《马太福音》是第一部写就的福音书，但这一观点不能很好地解释三个版本的实际情况。而《约翰福音》（也被称为“第四福音”）虽然与同观福音共享某些传统，但在文学上并不依赖于它们。
《新约》中的第五卷叙事作品——《使徒行传》实际上是《路加福音》的延续（作者也是路加）。它所讲的故事刚好接续《路加福音》，并显然与其同属一个文学课题，因此学者们把这两卷合起来称为“路加–行传”。整体来看，这两卷作品在形式上很像那些希腊化的犹太人所创作的辩护型历史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学特征也与同时代的叙事作品最为相近。两卷均有正式的开场白，并采用文学转喻，这说明“路加–行传”的作者试图将基督教运动置于更大的希腊–罗马文化背景下。
最后一种文学形式——启示文学——则存在于《启示录》中：作者描述耶稣升入天堂，并揭示了他在那里目睹的异象。就这一体裁而言，《启示录》显得与众不同，原因在于被钉死后复活升天的基督扮演着核心角色，他的死和被高举重塑了所有传统的主题。但是，对异象、神秘数字、动物和宇宙象征主义的常规使用则明确标志着《启示录》属于启示作品。
《新约》中的书信、叙事和异象写作在很多方面都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学和修辞传统。但它们也表明这些传统是如何被夸大并重塑，从而促使《新约》作者进行创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