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交流
最早的文学表达采取书信的形式——那个年代的基督徒很自然地选择了这种常用沟通手段。发达的道路系统和邮政体系使人们得以通过书信快速沟通。政治家和哲学家都进行着大量的通信。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普通人之间沟通商业和个人事务的信件。这种交流形式非常流行，甚至有时连那些以论述为初衷的作品也会采用书信的形式。
《新约》作品有21卷可以打上书信的标签。其中13封书信被认定是保罗所写（《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歌罗西书》、《以弗所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及《提多书》）；七封书信来自其他教会领袖（《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犹大书》及《雅各书》）；还有一封书信（《希伯来书》）作者不详。
我们也可以算算其他两卷中的书信体部分：在《启示录》2:1—3:21中有写给亚细亚地方教会的七封书信；《使徒行传》15:23—29记录了耶路撒冷使徒会议致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的外邦信徒的一封信；现存的书信中还提到过一些没有保存下来的通信（例如，见《哥林多前书》5:9）。
保罗书信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它们很可能是教会之间最早的书信往来，也是最早被归集起来的作品。这13封书信有一些很明显的文学特征。它们大体上符合古代书信写作的惯常形式：问候语、正文、告别辞。保罗书信的宗教特征则尤其体现在含有特定宗教语言的问候语，以及安插在正文前的独特感恩（或祝愿）段落上。感恩的内容也提挈着书信的主题。
保罗书信是应时而作的：这些真实的书信探讨的是目标读者的真实处境。保罗书信是正式的、官方的：他以耶稣基督使者（使徒）的身份，写信给由他自己或同伴建立的教会。保罗书信是多样化的：从赞扬的小短文（《腓利门书》）到长篇的神学论证（《罗马书》），从简单（《帖撒罗尼迦前书》）到复杂（《加拉太书》），不一而足。
保罗的书信在创作构成上是复杂的：他糅合了一些传统的元素（仪式、信条、赞美诗，甚至耶稣的少量话语）。同时，在书信成型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很多人参与：一些书信是由他口述、秘书笔录；一些是与他人合写；在一些书信中，还可以找到由师生进行的希腊–罗马及犹太教研究活动的影子。书信中的“哲辩”（虚构的激烈论辩）和“米德拉西”（对《圣经》的深入阐释）元素，也很可能是保罗与同工们的共同智慧结晶。
保罗书信也具有明显的修辞特征。他书信中显露的“人格”并非个人感情的简单流露，而是利用古代传统修辞手段建构起来的“角色”。这些信绝非随意写就，而是经过细心创作的，是劝导的工具。保罗在这些信中采用了喻理（logos）、喻情（pathos）、喻德（ethos）的古代论辩方式。它们体现出古代修辞术的拟人法（prosopopoiia）理念，即“人格化写作”：对信件进行的文学加工，以及通过这种加工展现出的“保罗”，是符合作者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宗教形势的。
对保罗书信的历史分析聚焦于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上的完整性：有些学者发现，在某些保罗书信中存在小小的窜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一些书信实际上是经过编辑、合成的作品，是一系列更短的信拼合而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真实性：是否全部的保罗书信都是保罗自己写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保罗的每封书信都受到过质疑。评价真实性的标准包括信中内容跟保罗的宣教活动是否一致，以及在风格、主题、教会组织程度等方面是否连贯。到19世纪晚期，达成了一个今天大部分学者都接受的共识：有七封书信被普遍认为是真实的，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腓利门书》。
关于《帖撒罗尼迦后书》、《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三封书信，学界仍有争论。而相比之下，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即三封“教牧书信”）是伪作。他们认为，这些书信是一个以保罗之名撰文立说的“保罗学派”创作的。这些书信为什么会写出来？是为了把保罗的教导引向更保守的方向。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注意到，这些有争议的书信传达的态度更加具有抑制性，对女人的看法就是一例（见《提摩太前书》2:8—15）。
长久以来所持的共识似乎已被等同于事实，但实际上，关于保罗作品出自谁手的传统看法并不可靠，对这些书信修辞特点和社会成因的新研究尤其可以表明这一点。可以认为，所有归于保罗名下的书信确实都写于他在世时，并且经过他的授意。在他传教期间，已经有其学派参与到这些书信的写作中来。对作者身份的看法当然会影响对“保罗思想”的判断，但不应影响读者对全部保罗书信文学性或宗教性的鉴赏。
第三个问题是确定每封书信所面对的社会与历史情境。保罗书信有些包含着丰富的具体细节，因而其探讨的教会问题也相对清晰（见《哥林多前书》及《加拉太书》）。还有一些书信，将保罗传教活动中遇到的、促使他提笔撰文的情况交代得非常清楚（《罗马书》）。但其他书信所探讨的情况并没有这么清楚。
所有对情境的重建都是试探性的，因为这依赖于从保罗的论述中作出推论——读者看到的是保罗的看法，而非纯粹的“事实”。此外，复原当时的情境并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是为自己的西班牙之旅寻求支持，但《罗马书》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募集资金这件事。
《新约》中的其他一些书信写作时的情境则更难探明。每一封信都有各自解释上的困难。其中几封（《以弗所书》、《雅各书》、《彼得前书》、《约翰一书》）很可能是通谕性的：它们面向更大的读者群，而不是某一特定教会的成员。有几封（《希伯来书》、《彼得前书》、《约翰一书》）也可能是面向会众的口头传道，后来以书信的形式寄送给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