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维度
“人类学”一词本身就暗示了《新约》是出自人的手笔。《新约》文本自身也已经直接表明了这一点：四卷福音书的卷名即表明它们分别出自马太（Matthew）、马可（Mark）、路加（Luke）和约翰（John）之手；写信给各地会众最多的是使徒保罗（Paul the Apostle）。在论述上不涉及神的作为——无论是就基督教运动的产生还是《新约》文本的形成而言。但并非否定这一因素，只是不予讨论罢了。
正因为《新约》是由1世纪地中海地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写出的，所以这些文字同所有人类作品一样，始终被其作者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形势的洞察，甚至是对上帝意志的理解所局限。因此，读者也就不难发现这些文字间有认知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毕竟，一切人类的见证都是特定的、具体化的、有独特视角及局限性的。然而，如果说《新约》完全是人的作品而非在上帝干预之下写成，那么它也不仅仅是心理冲动和社会动态的产物。纵观《新约》各卷，所有细节和特性无不流露出人的创造力。
早期的信徒就颇具创造力，用自己文化中的种种象征符号来阐释他们的信仰体验。最早的基督教文献是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在极为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这些文献精彩地呈现了令自称文化人类学家的学者们最感兴趣的人类行为。基督徒群体是脆弱的、有一定目的性的。在这个群体的框架之下，基督的信徒们重新阐释了他们所继承下来的那些象征符号，并通过这一过程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现实。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新约》，就是要明白这些文本是在人类自我阐释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依赖于起初开启这场信仰运动的宗教体验，这些宗教体验的汇积不过数十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