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权威的《圣经》
无疑，这种对《圣经》在政治中应用的概述并不完全，本来还可以涵盖公众政策中的许多其他议题，如福利工作、蓄奴制、经济学、遗传学、医学等。考虑到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大多数时候，《圣经》在欧洲史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和权威，出现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惊奇。无视支撑或反对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家就很难算是真正的政治家。
即使在这样一种概述中，互相冲突的运用《圣经》的方式也很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路德和主流教派的改革家们用《圣经》来证明使用武力的合理性，清楚区分支配世俗社会的法律和仅用于基督徒的耶稣登山训众的教义。另一方面，那些坚持认为耶稣的训诲应在国家生活中付诸实践的人又不得不面对实际操作的困难，这种困难表现为把一般的原则施用于特定社群的体制和立法中，而这些社群面临着各不相同的情况和危险。然而，无论对《圣经》所要传递的信息的本质有多么不同的见解，论辩双方都认为，《圣经》这部书给教会和社会传递的信息是前后连贯一致的。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圣经》中有大量无法为人接受的内容，真正的任务在于发现那些能为寻求一个新教会和新社会提供资源的元素。发现的过程最终应由妇女斗争的经验来支配。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想出不同的策略，将那些更具创造性的资源从其他成分中提炼出来。对一些人来说，历史批评能使之辨明传统中那些几乎被后来的意识形态偏见弄模糊的成分；对另一些人来说，正是将《圣经》的形象和象征重新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才有助于实现想象性飞越；借助于这种想象性飞跃，人生和社群的新形式才得以从《圣经》传统中浮现出来。回到前面的讨论，我们从中或许能发现，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正典观在发挥着作用。第一种正典观认为正典是规范性的，只是这种规范性首先是通过历史洞察力发现文本中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因素来确定的。第二种正典观认为《圣经》正典的权威性首先且最重要在于其塑造性，它所提供的工具和意象既能奴役人，也能解放人。洞察力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检验的方式却是实践性的而非历史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