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政治权威
芬兰学者海基·雷伊塞宁（Heikki R?is?nen）曾声称，《罗马书》第13章第1节（“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是《圣经》中影响最大的单节经文。可能真是如此。诉诸这样一条经文，即使是最不公正、最冷酷无情的政权也能找到一把保护伞，获得神学上的尊贵地位和权威性，因而这类诉求也就屡见不鲜。对此主题的经典论述之一是路德的《世俗权威：它应被顺服的程度》。该书出版于宗教改革初期（1523），试图对君主的权威和职责作出界定。虽然该书为君主的权威提出了一些正面的理由，但其基调却是批判性的，强调了“他们（君主们）应放弃和不应为之的事”（迪伦伯格，第365页）。
路德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指出，君主确实由上帝授权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其职责包括追捕作恶者，并处之以极刑。“我们必须牢固地确立世俗法和判决权，无人怀疑此乃上帝在这个俗世上的意志和命令”（迪伦伯格，第366页）。他援引《罗马书》第13章第1至2节和《彼得前书》第2章第13至14节的内容，以证明世俗统治者拥有神授的权力；并引用一系列经文证明世俗统治者使用死刑的合理性，包括《创世记》第4章14至15节、第9章第6节；《出埃及记》第21章第14节以及第23至31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路加福音》第3章第14节，以及《彼得前书》第2章第14节。
截至目前，一切尚可。但路德还意识到另有一些经文似乎与上述观点相抵触，如《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至25节称：“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耶稣登山训众时引用了这段话，却显然予以了驳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8—39）。如何协调这些彼此对立的论述？早期解经家区分了适用于一般基督徒的规则和仅适用于高级或完美基督徒的福音劝谕，企图以此来协调《圣经》文本中的矛盾论述。路德不赞成这么做，因为这会破坏他理解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38至39节中的字面含义，他认为这是耶稣的训令。耶稣肯定要求人们勿抗恶，但勿抗恶的是哪些人？
路德试图区分两种“王国”，进而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把亚当的所有后代分成两类人，第一类属于上帝之国，第二类属于世俗之国”（迪伦伯格，第368页）。耶稣的训令是针对基督徒的，也将由他们逐字恪守：即使在可望得到法庭帮助时，基督徒也不应追求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人不需要“世俗律法和判决权”。另一方面，统治者有责任约束恶人，帮助那些被冤屈的人获得补偿。“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提摩太前书》1：9）。这两种王国“必须被明确区分开来，二者都可以保持不变：一种是成就敬虔的，另一种将带来外在的和平并预防犯罪；任何一种离开了另一种，都不足以在世间存留”（迪伦伯格，第371页）。
这种教义（与奥古斯丁［Augustine］对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的对照不无相似之处）对现代欧洲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它对教会和国家各自势力范围的明确划分有助于促成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通常表现为一种为双方都带来便利的结盟关系。教会为国家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而国家以其世俗权力巩固教会的权威性，双方互不干涉对方事务。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这种“王位与圣坛”的结盟使许多路德宗信徒接受纳粹的统治，以致出现“德国基督徒”与纳粹主义的结盟。然而，对于那些拒不接受纳粹统治的信徒来说，这一教义则造成不易克服的困难。在何种程度上他们能够——确实也应该——不仅干涉国家的运作，而且同时还要为推翻某种暴君政权而积极工作？路德宗神学家迪特里希·朋谔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参与了用炸弹袭击希特勒的计划，并在计划失败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这种国家和教会的分立对路德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分立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神学定位，能防止信仰性事务受到世俗的干涉。如果天主教当权者寻求向其同宗的福音派信徒强制推行以教皇为最高首脑的制度，路德就会谴责说这样做僭越了他们的世俗权力。但是，倘若统治者要求信徒在世俗领域里做一些错事，又该如何呢？
“其民众难道一定要追随他吗？我回答，不，因为人的本分不是做错事；我们应当顺从热望公义的上帝，而不顺从人（《使徒行传》5：29）。当臣民不知君主对错时，应当怎么办呢？我说，既然他们无法知道，又不能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找出答案，或许就该听从他们的君主，这样做并不会危害到他们的灵魂”。
迪伦伯格，第399页
无需什么想象力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陈述既能激发出勇敢的抵抗行为（就此而言路德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范例），又提供了妥协和思想控制的依据。那些不愿冒险对抗君主意志的人会援引完全无知的原则；统治者则会诉诸原罪教义并宣称，罪已严重蒙蔽了臣民的心，以致他们根本不可能辨明君主的对错。由莱辛出版的一个赖马鲁斯著作选篇（参见第五章）《来自神职人员的理性谴责》——部分以经书为依据，部分以理性为依据——严厉抨击了这种独裁专制和以神学诋毁理性的同流合污。但是18世纪中叶教会与国家结盟而形成的权力依然强大，赖马鲁斯不愿出版自己的手稿，而把它安全地收藏起来，以免他本人被拘禁，家庭遭羞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