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象征意义:《圣经》与隐喻和概念-《圣经》纵览

时间:2023-12-05 12:09:04

《圣经》的象征意义:《圣经》与隐喻和概念

无论在文学、音乐、绘画艺术还是在电影对《圣经》故事的复述中,《圣经》都塑造了欧洲的文化遗产,并深深地渗入其中。在《甜蜜的生活》一片中,费里尼频频引用《启示录》中的意象和主题,以强化对现代罗马社会衰败景象的描述。英格玛·伯格曼将类似的主题用于他表现瘟疫的阴沉影片《第七封臃中。《圣经》的语言、隐喻和概念以无穷无尽的方式渗入我们的文化中:从为某个场面赋予一种新表现手法的措词,到利用重要的《圣经》隐喻和概念创作的整部作品——无论被如何接受或再创作(或是被拒绝),再到反思《圣经》自身作用的作品。

《圣经》的象征意义:《圣经》与隐喻和概念-《圣经》纵览

为了不让人以为这种影响仅见于以往数十年的作品中,让我们举一个当代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例子。阿特伍德在《女仆的故事》中虚构了一个位于北美洲的基列世界,这是一个后核武器发展时期的独裁专制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生殖力以骇人的速度下降,“女仆”阶层应运而生。她们被分配给当权者中无子女的夫妇,负责完成生儿育女的特殊任务。她们被严密地控制,如果未能怀孕或者反叛,就会受到严罚,甚至被流放到殖民地或处以极刑。

在《圣经》中,“女仆”一词是对受奴役者合适的委婉称呼,其词根为希伯来文“阿玛”(amah),意为“女性仆人”或“女性奴隶”。这篇小说的关键含义是通过隐射作为奴仆的女孩辟拉(Bilhah)之事(参见《创世记》30:1—9)体现出的:拉结(Rachel)嫉妒姐姐利亚(Leah)顺利地生了孩子,就把辟拉送给丈夫雅各(Jocab)。此即故事叙述者奥弗莱德(Offred)所言:“卑劣的老废物啊,拉结和利亚,我们已击打要害,使你们进入我们中间。”这篇小说也和亚伯拉罕、撒拉(Sarah)、夏甲(Hagar)的故事有关。夏甲是撒拉没有生育时送给亚伯拉罕的女仆,撒拉一怀上孕,就把夏甲和她儿子撵出门,使之流浪旷野(《创世记》21:8—21)。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小说呼应了马利亚听到天使报佳音时说的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1:38)。总之,与女仆一词相关的是受奴役、性剥削和恭顺服从。

然而,《圣经》对“女仆”一词的运用还与另一条更具颠覆性的叙事线索相关,其中包括像亚比该(Abigail,《撒母耳记上》25)这样的人物,她从丈夫拿八(Nabal)之处前去游说大卫,使家人免遭灭门的威胁。除此之外还包括一系列能劝谏犹太诸王的“聪明妇人”,最后还包括犹滴(Judith),她对亚述元帅荷罗孚尼(Holofernes)实施诡计,说她能为亚述人指点一条通向伯夙利亚城的秘密通道。她随身带去了食物而拒用荷罗孚尼提供的餐饮,以极具讽刺意味的言辞向他担保道:“阁下,你就放心吧,你的女仆有足够的食品,能吃到主用我手执行他既定计划的时候”(《犹滴传》12:4)。最后她进入荷罗孚尼的帐篷,与他一同吃喝;当他烂醉如泥之际,用他本人的宝剑砍掉他的头(13:4)。这个故事让人想起更早的杀死异族入侵者西西拉(Sisera)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希百(Heber)的妻子雅亿(Jael)把逃亡中的将军接进自己的帐篷,用钉帐篷的橛子钉穿他的太阳穴(《士师记》4:22)。

在《女仆的故事》中也有与此相呼应的情节。奥弗莱德在中校的房间里和他接吻(这种事被严格禁止且易于败坏名声)后,盘算着从卫生间的水箱里取出利器,继而“将那锋利的尖刀突然刺进他的肋骨之间。我想象着血从他体内涌出来,热乎乎地像精液,流到我手上”(阿特伍德,第150页)。这样,故事便采用了表现妇女反抗男性主宰的古老主题,并通过将这个主题置于某种未来世界的假设背景中,使古今连成一体。

在所有这类描写中,该书还直接论及《圣经》的作用。中校给家人读《圣经》,更确切地说,是读那些精挑细选且用书签标示出来的段落。

他走到为他预备的宽大皮椅的另一边,从口袋里取出钥匙,摸索着椅子旁边的桌子上那个装饰华丽的皮箱。他插进钥匙,打开箱子,取出《圣经》;那是一种常见的版本,封面是黑色的,页边刷成了金色。那《圣经》平常总锁着,所以仆人们无法偷走它。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设计,假如我们把手置于其上,有谁知道会导致何种结果?我们能听他阅读,但却不能阅读。我们把头都转向他,期待着,等来了我们的睡前故事……习以为常的故事,都是些平平常常的故事。上帝对亚当如何,上帝对挪亚如何。要结满果子,子孙众多,遍满全地。接着就走来那卑劣的老废物拉结和利亚。

阿特伍德,第97—99页

一如大卫·贾斯珀(David Jasper)所论,这个故事“利用了《圣经》正典的力量及其得到权威保护和被用作社会控制工具的方式。无疑,阿特伍德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揭示出了解奠定我们文化根基的著作的危险性,这部著作迄今仍以多种隐晦的方式渗透于我们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秩序之中。基列共和国或许并非未来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我们自身社会梦魇似的幻象”(贾斯珀,第47—48页)。这个故事还指出,《圣经》就像“一种具有煽动性的装置:一旦弄到手,谁知道我们会怎么理解它?”它是一种潜在的颠覆性资源,需要被妥善地锁藏起来。总之,“女仆们”的经历让她们有了更多不同的故事,也为整部作品赋予一种非常不同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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