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拉丁美洲-《圣经》纵览

《圣经》与拉丁美洲

对拉美的殖民史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哥伦布（Columbus）抵达那里之后的最初一百年间，数百万人死于战争、疾病和虐待，一些地区的人口锐减了80％。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被教皇“赠予”了土地，并被鼓励去改变当地民众的信仰。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今日的萨尔瓦多，他相信他的使命就是开创新世纪活动的一部分；当新世纪到来时整个世界都会在教皇的带领下统一于基督之中，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共享最后的千年。他喜欢引用《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的“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和《启示录》第21章第1节中与之相呼应的文字。那新世纪将拥抱整个大地，锡安山将被基督教收复，所有人都将认同唯一真正的信仰。

此外，按照教皇发布的敕令，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受命发动圣战，以支持教会的传教活动。其间《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所载征服迦南之事不但为征服战争提供了支持，而且为残酷屠杀拒不投降者提供了依据。正如当时评论家弗雷·托里比奥（Fray Toribio）谈到举目可见的死亡时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罪恶和偶像崇拜造成了这种（死亡的）后果；但我看到，占据着应许之地、奉行偶像崇拜的七代人都被约书亚斩尽杀绝，随后以色列的子孙得到那地方为业。

引自普赖尔（Prior），第61页

所以毫不奇怪，有人把《圣经》完全视为一种压迫的工具。当现任教皇访问秘鲁时，他收到一封当地各社团给他的公开信，让他把《圣经》带回欧洲去。然而，正是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把《圣经》从其在殖民背景下的误用中拯救出来。

甚至早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入侵的时代，就有反对虐待印第安人的声音以不同的方式引用《圣经》。当然不必用《圣经》来证明对印第安人的处置有失公允、无比野蛮，但确实可以利用《圣经》的权威来支持反对压迫土著居民的做法。第一个在“新世界”接受圣职的神职人员巴托洛梅·德·拉·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是攻占古巴（1513）的西班牙军队的随军牧师，他曾是奴隶主，后来成了西班牙征服的坚决反对者。对《便西拉智训》第34章第21至26节的解读极大地增强了他反对西班牙征服的决心。这段经文的开头是：“食物对穷人来说就意味着生命，剥夺他们的食物便是谋杀。剥夺邻人的生计，或者克扣用人的工钱，都无异于图财害命。”他在1514年圣灵降临节的布道中断言（萨利纳斯［Salinas］，第102—103页），若没有公正的行为，献给上帝的祭品就会被穷人的鲜血玷污：“那种用穷人的财产向上帝奉献的人，无异于在父亲眼前杀死他的儿子。”因为反对者指摘他是异端分子，最后，卡萨斯被命令回到一所修道院，他的告解室也被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收回。他死后，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Philip II）批准了查抄其著作的法令（普赖尔，第60页）。

强调从穷人的视角观察现实也见于当代拉美解放神学家们的著作中。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如下的一些观点中看出：上帝站在穷人的一边，故教会必须奉行一种“对穷人优先的选择”；而且他们相信，穷人的灵性才智将是教会复兴极其重要的源泉。

1971年，秘鲁印第安裔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在《解放神学》中详细考察了近500年的殖民化和西方统治的历史，认为其最终结果是，绝大部分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土著居民大多被束缚在乡村或大城市的边缘地带。但在古铁雷斯看来，《圣经》谈到了解放：“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加拉太书》5：1），而这种自由必须包括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虽然历史已教导我们得到这样的自由是何等艰难，但圣保罗依然主张，基督受难和复活的复活节体验是“基督徒生活和所有人类生活”的关键所在。他的布道提醒我们“从旧人到新人、从罪孽到恩慈、从奴役到自由的过渡”。但当圣保罗说到自由时，他仅指“从一种自私自利、自我封闭的罪中解放出来……在一种不公平的结构背后，必有某种个体或群体的意志力应对此负责——一种拒绝上帝和邻舍的意愿。这同样表明，一种社会变革，不论有多激进，都无法自动消除所有的罪恶”（古铁雷斯，第35页）。

也就是说，解放神学试图拓宽神学的内涵，把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也纳入考虑的范围，以此来反思构建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所需变革的性质。这种变革当然是一种社会性的变革，一种有关社会结构和形式的变革。但这还不够：要想带来持久的和平与正义，还需个体和群体的心灵转变。

这种从私人和个体灵魂得救向公共和社会灵魂得救的神学转型是解放神学的标志性特点。这种转型基于对《圣经》叙事所揭示的上帝本性的思考，尤其是有关以色列出埃及、耶稣受难与复活叙事中揭示的上帝本性。《出埃及记》论及上帝对其子民在埃及痛哭时的回应，那时他们正受人奴役，备受煎熬；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叙事则言及从整体上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希望。

选择《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从受埃及人奴役中解放出来以及随后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这些故事的目的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塑造一个“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上帝。这意味着“上帝的公正使他优先关爱孤儿寡妇。说来奇怪，但又合乎逻辑的是，在有压迫的地方一视同仁就意味着要优待某些人。”但是，如果说讯出埃及记》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还有令人困惑之处，尤其在拉丁美洲的后殖民处境中，因为这些叙事与征服迦南的故事密切相关，为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剥削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矗倘若有关解放的叙述不是以征服和种族屠杀结束，选择就要讲一定的原则。

毕克斯莱（Pixley）和古铁雷斯采用了不同的选择原则。毕克斯莱追随美国神学家诺曼·戈特瓦尔德（Norman Gottwald），重构了以色列的历史。这部重构的历史补充、澄清而非断然否定了《圣经》中的记载。依戈特瓦尔德之见，以色列是从一种部落联合体发展而来的，那些部落居住在“人烟稀少”的巴勒斯坦山区，他们在内地不断迁徙，以逃避沿海平原上欺压异族、战乱不断的王国。后来躲避埃及人统治的希伯来人汇入这些以色列部落，而这些不同的族群最后在亚卫（希伯来人的上帝）信仰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征服和摧毁迦南人的叙事被看成是后来的杜撰，因此被摒弃。叙事的神学核心则是对解放者亚卫的信仰。“他们在强大的埃及军队的追击下成功地逃脱被奴役的处境，这一事实表明，那位在埃及站在穷苦人一边的上帝乃是真正的上帝”（毕克斯莱，第236页）。

古铁雷斯更贴近《圣经》文本，但也是有所选择的。他的《上帝与生命》一书是对《圣经》深思冥想的成果，根本未提及《约书亚记》，而是把《出埃及记》的故事与耶稣的教诲，尤其是耶稣对《以赛亚书》的解读并列起来。后者体现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最初的布道词里（4：18）：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以这样的视角来解读，有关攻城掠地的叙述简直就销声匿迹了；或者换言之，耶稣布道本身强调了《旧约》传统，提供了一个有选择地解读整部《圣经》的（权威性）原则。这无疑与戈特瓦尔德尝试以历史重构法纠正或净化《圣经》叙事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