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和历史批评的兴起
宗教改革时期教会的内部分裂终于导致了1618至1648年给欧洲带来巨大灾难的宗教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反过来又引起人们对一切宗教形式的激烈反抗以及对摆脱宗教权威以获得解放的追求。从广义上讲，这一过程被称为启蒙运动。正是这个时期见证了各种经验科学、某些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所有这些科学和哲学都力图把人类知识和对人类事务的管理完全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在欧洲那些追求从其专制状态——其权威性得自与不同教会的联盟——中获得政治解放的人们手里，这类哲学成了强有力的工具。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说，人类知识赖以建立的根基不应是传承下来的信念和权威，而应是“明晰确切的思想”；只有让所有的信念经受彻底的检验，我们才能认识这种“明晰确切的思想”。
在英格兰，这些发展趋势在一群彼此联系并不紧密的自然神论者身上得到了特定的表现。他们在管理人类事务时，试图将宗教排除在外。他们说，上帝是一个遥远的角色，他创造世界之后就将其置于一旁，让它按自身的设计运行；这恰如一个钟表匠为钟表上足了发条，便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他们抨击《圣经》，部分是因为《圣经》中含有上帝干涉人世、影响宇宙物理（“自然”）规律的故事；部分是因为《圣经》试图把一套据称是由上帝创制，但却违背自然道德的律法体系强加于人。因此，他们嘲讽《圣经》的神迹故事，抨击其中重要人物的道德观念；他们还抨击一些教义，正是借助于这些教义，正统基督徒将《圣经》的权威性定义为神启的至高媒介，称其没有任何错误。他们指出，《圣经》本身存在着种种混乱的记载和彼此矛盾的说法。他们最爱挑有关耶稣复活故事的毛病，许多著作都以此为题。在此类著作一些较为生动有趣的表现形式中，使徒们被想象为正在受审，接受盘问，看他们提出的辩护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这类题材的上佳之作是托马斯·舍洛克（Thomas Sherlock）著于1729年的《见证人的受审》（斯蒂芬［Stephen］，第1卷，第203—204页）。
18世纪时，这类文献在不列颠可以比较自由地传播，并流传到了法国和德国，但在这两个国家，极其严格的审查程度却限制了文献的传播。在此背景之下，《圣经》批评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选篇之战”。在这场论争中，代表理性主义者一方的主要人物是当中学校长的德国学者赫尔曼·塞缪尔·赖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和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哲学–神学家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莱辛一度在汉堡管理剧院，在此他创作并上演了第一批真正的德国戏剧，后来在位于沃尔芬比特尔的不伦瑞克公爵那里谋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他在这座图书馆的一项职责是整理编订尚未发表的手稿。早在汉堡时莱辛就是赖马鲁斯及其家人的朋友。赖马鲁斯交给莱辛一部手稿，其中运用并发展了《圣经》的自然神论批评，因为害怕遭到监禁和社会排斥，他不敢公开出版。莱辛决定从手稿中摘录一系列片断出版，假称它们发现于公爵的图书馆中，出自某位“不知名的作者”。第一次出版的两部分包含了从自然神论批评中引用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神论批评的完全理解。赖马鲁斯抨击了对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一神迹的叙述，并不辞劳苦地计算出三百万以色列人及其所有辎重过海所需要的时间，最后得出结论：这个神迹与其说是分开海水，还不如说是让以色列人在被埃及人追上之前就及时过了海。然而，他揭露耶稣复活故事中矛盾之处的那部分内容却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开论辩。之后，莱辛于1778年又出版了一个选篇，名为《论耶稣与其门徒的意图》。
前两段把耶稣刻画成一个纯自然宗教的布道家，并记述了他与当时犹太人的关系。后一段记述完全就是一种讽刺。赖马鲁斯说，像法利赛人一样，耶稣也教人以生命不朽的教义；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还训导人以公义，要人摆脱外在的遵法守命，不受伪善的约束。然而，这时赖马鲁斯却突然引入一个全然不同的议题：“就在那时，可以确切无疑地说，耶稣在其教诲中把人们引向了宗教真正伟大的目的，即得到永远的赐福；由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追问，耶稣在他的教诲和行动中对其自身有何目的？”问题几乎是以事后想法的方式引入，好像此问题在赖马鲁斯的脑海中形成之际我们都在常随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赖马鲁斯一口气列举了由此问题引出的一系列文学和历史难题。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它对比了“宗教真正伟大的目的”——传授一种纯正的对上帝和道德的理解——和耶稣“对其自身的目的”。后来的论述使问题逐渐明晰化，可知赖马鲁斯所追问的其实是耶稣对当时最紧要之事的关注：涉及犹太人摆脱罗马统治而获得独立的雄心，以及那时的政治势力及其控制和分布的状态。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在一些有关耶稣的早期描述中，他被刻画成一个天界的人物，来到世间启示天界的奥秘，并创建一种全新的宗教。这种启示的宗教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范围，轻易就得到了当时独裁政治的支持。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显示出耶稣影响了1世纪民众的希望、恐惧和追求，这就把耶稣又带回了人类历史和政治的领域。这样的问题破环了教会势力范围和国家势力范围完全分立的局面，在这种分立中，教会只对男女信徒一些超自然的目标负责；至于其他方面，则无条件地支持由世俗统治者来处理。那么，是否像赖马鲁斯提出的那样：当耶稣宣告上帝的王国将临之际，他指的是从政治上推翻统治势力即罗马人？考虑到已出版的选篇中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暗示，帝国检查官禁止莱辛再出版这种已经引发了一场重要公开争论的选篇就不足为奇了。
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历史方面的问题，要想回答它们，就必须使用历史学家能用到的所有工具和手段。赖马鲁斯已经详细地阐明了探究耶稣生平和思想需完成的一些工作。首先要仔细考察表现耶稣生平的主要资料来源，即同观福音书，看看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被后人修订和篡改。此外，还必须细致地辨析某些词语和短句在当时的含义。耶稣对他同时代的人说，要期盼“上帝之国”的降临。但按耶稣听众的理解，这种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
赖马鲁斯著作的出版开创了一个各种研究论述层出不穷的新时期。对此，20世纪初期的阿尔贝特·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在其经典论著《探寻历史上的耶稣》一曾予以评述。这一探寻过程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最重要的就是将耶稣切实地置于1世纪宗教信仰及运动的情境中。事实上，在过去要进行这样一项历史考察需付出巨大的努力，现在依然如此。只需回顾一下1948年以来人们已经从事过的解读、翻译及编辑死海古卷的工作，就能明白这项历史考察涉及多少对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学术编订的事务，而只有在此之后，对它们予以诠释，进而揭示耶稣与其关系的工作才能开始。由于所涉原始文献及其影响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拓展，这项任务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一方面，《旧约》文本植根于辽阔的古代近东世界；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迅速扩展到罗马人所辖巴勒斯坦以外的希腊–罗马地中海世界。为了充分理解《圣经》在古代世界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们需要知道的知识确实多得惊人。如此一项事业只能由众人共同完成。
我只举几个例子。19世纪时，一系列现在被普遍视为表达了“启示”思想的文献逐渐为人所知。以往，这类文体只见于《圣经》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而如今，更多的同类文本已被发现。此类著作皆称基于某种上天的启示写成，故能揭示上帝意图的奥秘，例如借助于上帝的戏剧性干预，如今的“罪恶时代”如何会被“将临的时代”所取代，一个新天新地将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文献能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宣告“上帝之国”将临的真正含义吗？一篇名为《摩西遗训》的此类文本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兴趣，其中提到推翻“撒旦之国”而代之以“上帝之国”。经过一连串的宇宙灾难和动乱，撒旦的统治将被推翻；恶人必遭惩罚而义人必享永久的至乐。我们确实能在福音找到和这一文本类似的地方。在耶稣于旷野遭试探的故事中，撒旦将世间的万国呈现给耶稣，这肯定意味着，至少在那时，万国是撒旦的，能够由他赐予人。与此类似，在所谓“小启示录”的《马可福音》第13章，耶稣也预言了与《摩西遗训》中类似的突发性宇宙大动乱。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类文本？约翰尼斯·威斯（Johannes Weiss，参见他的《耶稣对上帝之国的讲论》，1892）、阿尔贝特·施魏策尔等学者认为，它们与耶稣的思想非常接近，耶稣盼望历史上出现强有力的神圣干预行动，终结这个罪恶的时代，在人间建立起上帝的统治。在这方面（若非在别的方面）耶稣当然是被误解了。受此结论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像《马可福音》第13章一类的段落是由后世教会写成的；还有人说，它们乃是基于耶路撒冷被毁灭的特定预言而作。然而不论对哪种说法，人们都可能提出：耶稣赋予“上帝之国”一词的含义与该词在启示文学中的用法其实相差甚远。一些学者认为，该词与拉比们对个人接受上帝意志的看法较为接近；其他学者提出，该词指的是上帝对历史的干预，这种干预尤与耶稣本人的治病和施教使命有关；另有学者甚至想在耶稣与1世纪那些争取解放的社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后者追求以军事手段实现上帝的统治和以色列的独立（尽管这种观点在《新约》研究者中鲜有赞同者）。
这类讨论清楚地说明了《圣经》文本和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而这种时代和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文化常有很大差异，我们甚至完全不能理解。阿尔贝特·施魏策尔有一段名言，描述了我们对这种由历史研究揭示出的对耶稣的陌生感：
“对耶稣生平的研究有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起初是为了追寻历史上的耶稣，相信一旦找到圣子，就能把这位作为导师和救主的他直接带进我们的时代。千百年来，他被各种束缚锁定在神学教义的坚硬磐石上，而对历史人物耶稣的探寻放松了这些束缚，人们高兴地看到生命和运动再次注入这个形象身上，历史上的耶稣也似乎前来迎接他。但那位圣子并未滞留，而是穿越我们的时代，又回到他自己的时代。”（施魏策尔，第3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