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圣经》的形成
如前所述，那批共同构成基督教《旧约》、并在作出某些重要调整的情况下也共同构成希伯来《圣经》的作品，是在大约900年的漫长时期中陆续写成的。它们被汇编为社群的权威性著作，也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圣经》中那些较早出现的卷籍首先被确定为正典：即律法书和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圣地以及随后种种盛衰沉浮事件的历史书。接着是重要的先知著作，最后是被称为“诗文集”的赞美诗、歌词、格言警句以及一些较具冥想特质的作品（有时带有明显的怀疑主义意味）。人们一般认为，律法书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先知书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分别被正典化。但最后一部分即诗文集的正典化时间却不甚明了。
一如前述，《新约》明确承认一批权威性经卷（graphai）的存在，并不时以较为具体的方式提到它们：“律法和先知的书”（《马太福音》7：12；22：40；《路加福音》16：16；《约翰福音》1：45a；《使徒行传》13：15等）。一些成书较晚的犹太教作品中也有某些线索暗示那批经卷的进一步分类，与后来分成律法书、先知书、诗文集的三分法相一致：参见《便西拉智训》的前言、该书39章第1至2节，以及《马加比传下》第2章第13至14节。《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也在某种语境中提到三分法，明示它所指的就是整部《圣经》，这时，复活后的耶稣在以马忤斯显现于门徒面前，“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前两部分即律法书和先知书的构成相对稳定，至于第三部分，则显得难以把握——这一情形在死海古卷的《圣经》手抄本中得以证实。死海古卷中包含了公元1世纪时一个犹太教派文库的几乎全部内容（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只能看到破碎的残篇）。其中包括与当今定本几乎相同的希伯来《圣经》的全部卷籍，仅缺少《以斯帖记》。另一方面，这固然说明那时对构成《圣经》的24部书已达成基本共识，但死海古卷的另一些特征也揭示了当时经卷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状态。首先，出土于库姆兰的《诗篇》抄本中含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删节（共删35篇，还包括诗篇110），以及大量的增补。库姆兰最长的单册书卷被编号为11QPsa，其中有41首诗被收入当前公认的《诗篇》选本中，另有8首未见于先前的希伯来文作品。该文库中还有许多未被当今希伯来《圣经》收录的作品（那些与该社群本身生活之历史和规章制度直接相关的文件除外）。这类作品中的一部分可见于“七十子译本”。还有些始终游离于犹太教或基督教社群的正典之外（例如《禧年书》，重述了《创世记》的叙事，其神学观念与该教派原创作品的某些观念很接近）。但《禧年书》却被收入埃塞俄比亚教派的正典中。
至于希伯来《圣经》的最终成型时间，似乎是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继而作为犹太教权威之源泉的圣殿再度被毁以后的某个时候。这便引出涉及正典化过程的一些有趣的问题：谁拥有断言某些卷籍能否成为正典的权威性？是法利赛人的团体吗？按照传统说法，耶路撒冷陷落后他们便在詹尼亚（雅弗尼）聚集于约阿南·本·撒该（Johanan ben Zakkai）的身边。目前不少人质疑这个团体拥有某种能为遍及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犹太教社群所认可的权威性。认可的过程或许是逐步完成的，伴以那些社群逐渐认识到某些作品的价值和另一些作品的危害性。考虑到惨败于罗马人之手——不仅在犹太战争（66—73）中，而且在巴尔·科克巴起义（132—135）时——的痛苦经历，那些含有宇宙大决战和消灭犹太人之敌等激烈场景的作品或许会被慎重处理。见于库姆兰文库的《以诺书》就被排除了，而另一些（如《但以理书》）却被保留下来，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那些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广泛流传。或许直到进入公元2世纪之前，一直没有被确切认可的正典出现。
事情至此并未结束。这时正典经卷的文本还是用无元音符的希伯来文写成的（且在不多几处还有亚兰语）。这意味着实际书写文本中只有辅音字母。这便留下很大空间，可能导致抄写错误、为辅音字母添加元音的不同形式，乃至由于对辅音字母的重组而造成大不相同的词语。只是后来得益于一套对辅音文本进行标注以代表所缺元音系统的创立，这些含糊不清之处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此乃马所拉学者们的成就，他们最早从公元6世纪才开始编出有这种标注的《圣经》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