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内部的文学引用-《圣经》纵览

《圣经》内部的文学引用

《圣经》的作者们意识到他们是在某种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写作的，这一点表现在他们对《圣经》早期卷籍内容的引用上。不言而喻，在记载本民族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生平时，作者们会进行种种比较。即便《申命记》中已有定论——“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行各样神迹奇事”（《申命记》34：10—11），这也不妨碍后来的作者至少作一些比较。于是，约书亚由摩西授权率领众人进入应许之地时，携带着约柜渡过约旦河，这明显引用了摩西过红海的典故。在两段故事中，众人都在水边宿营，清晨动身出发；大水都出现神奇的分离，在《出埃及记》中是“作了墙垣”（14：21—22），在《约书亚记》中是“立起成垒”（3：13，16）。在所有这类描写中，约书亚都是按摩西的吩咐做的，而“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4：14）。《士师记》第6章的基甸应召和《出埃及记》第3章的摩西应召这两个故事之间也有类似的可比之处，《士师记》明确追溯到《出埃及记》第6章第7至10节及第13节。二者在语言上有相仿之处，都提到“我与你同在”（《士师记》6：16，比较《出埃及记》3：12）。进而两个故事在结构上也如出一辙：以色列人受压迫、呼求拯救者、异族诸神被毁灭、圣战爆发。这些可比之处在后来的改写本中也进一步展开。

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止步于《旧约》的写作，而是在《圣经》以外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典及《新约》对这些故事的重述中得到了延续。《马太福音》中屠杀婴儿的故事含有对摩西降生故事的引用和间接的影射。

这些简短例证所展示的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宗教传统：其文本传统处于自我对话的状态之中。在某卷被确认为神圣启示的内容，将由后来的作品传承并诠释。这种文学内部相互作用的范围肯定比我们在这里所能勾勒的要宽泛得多。摩西形象贯穿于《圣经》的许多叙事中，塑造了故事的讲述方式，并被用作评判随后叙事中人物形象的一种准则。与此类似，以色列人出埃及、漂流旷野，以及圣地被掳掠之事也将由后人重述，成为律法、预言和礼拜仪式文献的素材。以往那些在神圣卷籍中记述过的伟大事件，势必影响到人们体验现实和梦想未来的方式。漂流旷野之后进入圣地的主题将会出现在以赛亚的预言中，以激励那些在流亡中盼望回归的人们，他们追寻着以色列荣耀的复兴，届时万民将聚集起来，向锡安表达敬意，并沐浴在圣殿和以色列国重建后的荣光之中（参见《以赛亚书》40：1—11；60：1—14）。

相同的梦想还塑造了基督降生年代犹太人的信念。死海古卷的作者库姆兰教派将遁入旷野看成对以色列最终复兴和圣殿重建的预备。马可以施洗者约翰宣告“主的道路”开始讲述这部福音书的故事。当然，约翰说的是自己的施洗，而其施洗是为耶稣预备道路。耶稣能力更大，将在约翰之后到来，用圣灵和火为众人施洗。

有意思的是，这些文本赖以形成的语境却相去甚远。以赛亚文本形成于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流亡的时期，它向那些到处漂泊的同胞作出回归圣地、重得往昔荣耀的应许。确实，他们将得到更大的荣耀：万民都会前来，认同其上帝的荣耀。相对而言，库姆兰教派则处于圣地内部的流亡之中，认定罗马统治势力和圣殿的祭司都被邪恶之灵所控制。他们的世界被异族的暴力再度颠覆，异族人侵犯了他们的独立，削弱了他们的宗教传统；但他们同时也失去了对本民族宗教领袖的信心。他们同样满怀先知的希望，要回到犹太历史上那些奠基的时刻；然而，他们并非寻求在地域上从流亡中回归，而是寻求推翻占领者的势力，恢复并重建圣殿及其祭司制度。

在《马可福音》中，这些古代预言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马可在罗马城为遭受迫害的外邦基督徒社群写作，他关注的并不是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或复兴。对他而言，始于旷野的“主的道路”将借助耶稣传教布道、治病救人、驱魔逐鬼的使命而通向耶路撒冷，在那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继而其门徒被告知回到加利利，他们将从那里出发外出传道，把福音传给万民。马可的外邦基督徒社群所面临的问题是野蛮的公开刑罚和处死，它们已不再单单针对某个特定民族。既然如此，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再取决于民族的复兴。对于马可来说，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耶稣对撒旦的捆绑，在于对众人追随他（3：14）并把福音传遍万国（13：10）的呼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