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在家众
可是，还有一个根本的难题未能澄清。我在前面对于佛法的描述，只限于对一小部分自愿并且能够全身心地从事出家修行的僧人而说的。可是，由于佛教是被整个整个的民族所接受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接受佛教的还有不“舍家修出家行”的在家众。佛教是如何从一种少数人的教法发展成一种面对大众的教法呢？这种精英分子的启示，有什么可以传达给世俗大众的呢？这些问题的解答表现在佛陀成道后的生涯中。
对佛陀成道前和成道时的生活最可信赖的描述，见于若干字数稀少且内容简单的经文之中。这些经文好像是佛陀在谈论亲身的经历，无论在时间上相距多远，都可以远溯到佛陀对弟子亲口所说的教法中。接受这一点，相对还是很容易的。与此相比，叙述佛陀成道后生活的最古传说（我在这里和后边所谈的都是指《律藏·大品》的开头部分说的）都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的，这些传说明显是在佛灭后若干世纪中成形的，充满了带神话色彩的细节，因此不大可信。可是，它们至少还是传达出佛陀的个人解脱是如何演变成一种对世界民众的传教事业。
佛陀弘法事业的开端被披上一层特别神秘的外衣，包裹在传奇故事当中。当佛陀正在独享法乐（the consequences of his discoveries）的时侯，他认为世间众生被无明所覆，要对他们宣讲妙法，只会徒劳无功，不会有任何的利益。就在这时，梵天现身了。如佛教传说所特有的那样，此时现身的梵天仅仅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他可以起到支持人的自我转化这个中心情节的作用。他请佛陀看在还有“眼中尘垢较轻的有情”的份上出来说法度人，这些有情一定能够很好地回应佛陀的法音，并且知感佛恩。佛陀慷慨地答应了梵天的劝请，出于“愍念有情”（out of compassion for creatures），准备广传他医苦的良方。被佛教徒视作给世间冥暗带来光明的决心，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件事的真相已不可考，可是这个传奇性的小插曲却给人带来很大的启发。首先，它指出佛陀成熟教义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佛法体现的主导价值不单单是解脱，还有作为第二个主导价值的慈悲，也就是对他人的关怀。在佛陀的道德严肃性中，在他倾向于使用道德词汇，并且倾向于依照心理活动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来描述心识活动的习惯中，的确都寓含着慈悲。对佛陀来说，慈悲和解脱密切相关，是人性的目标和主要的情操。可是，在上述的传奇中，慈悲的意义与它和它的附随物在后来详细开演的教法里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还是比较狭隘的。在这里，慈悲只是佛陀身上所具有的个人特点，是他决定弘法的充分动机。而且，它之为慈悲，所针对的目标是特殊的，那就是传播佛陀出家修行的法门。
在佛陀传奇的这一部分里，很多内容都与这种慈悲的结果有关。这种慈悲的结果，就是成立了追随佛陀的僧团。佛陀（决定弘法后）不再独处，渐次云游至波罗奈城，住于仙人堕处（Isipatana）鹿野苑（the Deer Park）中。他在那里遇到了开悟前的五位同修。佛陀放弃苦行后，五人以为他违背修道的初志，乃弃之而他往。佛陀对五人初次说法，此即后来的《转法轮经》，其中讲到了中道和四圣谛。五人接受了佛法，成为佛陀的弟子。从那时起，很多来自沙门和苦行者团体的人都皈依了佛陀。佛陀的很多次说法，都是面对这些沙门团体。这些团体在当时流动性很大，极易从一个师傅改投到另一个师傅的门下。从历史上说，这一点还是很有可能的。可是，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建立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团体，就是由追随佛陀的徒众组成的“僧伽”。这时的确可以感到，以前普遍存在的流动团体，正在各处定形成独立的有自己法规的宗教社团。
可是，佛陀的听法众十分广大，不限于宗教的专门家（the religious virtuosi）。在五比丘之后皈依佛陀的弟子，是长者子（a rich young layman）耶舍（Yasa）。耶舍一天清晨醒来，看到身边醉卧着昨夜和他一起饮酒取乐的娼女，突然心生嫌厌。他闷闷不乐地游逛到鹿野苑，在那里正好碰见了佛陀。佛陀向他开示了四圣谛法，于是耶舍舍离世间，加入佛陀和他的小僧团。耶舍是商主之子，按照旧传所记，他的四个朋友也出家成为比丘，他们都来自“波罗奈城的商主家庭”。然后又有五十“乡村童子”出家。这些人成为新僧团的核心，开始把佛法四处宣扬。因为，在佛传传奇中，佛陀曾命这些比丘“为利益安乐诸有情，以对世间的慈悲，外出遍游世间……”。可是，他们不是创建俗人教会（a church of laymen）的抗议宗福音派教徒（Protestant evangelists），因为他们“所弘扬者，为无上圆满，至极清静，出家梵行”。
这个故事的某些内容听上去是可信的。在佛教和城镇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择亲和势（elective affinity）。商人属于复杂的文雅社会的主要建立者，这些人正是佛法的主要弘化对象。可是，佛法是一种普世的福音，除了商人之外，一定还有很多人——也许是那些“乡村童子”——也加入了僧团。对独身生活的强调显得尤其可信，因为它传达了整个僧团的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而且和很多经文传达的福音也相互一致。这个福音说的是，唯一真正合理的道路就是离弃世间。可是，就算这个不能妥协的目标是僧团的最初纲领，弘法活动还是在其自身内部保留着和在家众进行深入交往的可能性。因为，当化缘弘法的僧人横穿印度以及后来横贯亚洲沿着商道传法时，他们毕竟要靠在家众提供衣食才能免于饥寒。
在家众的确出现在佛传传奇中。耶舍出家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来找他，正好碰见了佛陀，佛陀也对他说法。做父亲的也皈依了，对佛法“获得坚固信心”，“尽形寿皈依佛”。“皈依”二字今天正式代表了在家众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奉。很有可能，在这个传奇的编纂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皈依二字就有了类似的意义。耶舍的父亲当时就以饭食供养佛陀。在耶舍父亲家里，佛陀说动了耶舍的前妻和母亲也“皈依”了。在耶舍父亲家发生的这些事，向我们传达出佛教出家众和在家众之间关系的要旨。在家众向出家众布施食物，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出家众转而以智慧和其他的精神资粮回赠在家众。人类学家最喜欢发现基于长期礼品交换而形成的各种制度。在这种交换中，两个群体通过互赠礼品建立了一种关系，它们还通过礼品的不断交换使这种关系继续保持下去。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家众一方，对出家众慷慨“财施”，这是受到鼓励的。而出家众一方，像佛经中不断说到的，以“法施”为“最上施”。两方所施的东西虽然种类不同，但是它们的施舍都不讲价钱，双方通过它们建立起永久的纽带。在这种互相交换的基础上，就形成了整个佛教的团体，也就是所谓的“四众”，包括了比丘众、比丘尼众（佛陀后来允许妇女出家）、居士众和居士女众。就是依靠这整个的团体，佛教才能获得永久的成功。
这样一来，佛法可以提供给在家众的，就是若干的精神资粮。可是，能够提供这些资粮的，不是只有佛教一家。资粮之一就是功德。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报酬，是在家众只要靠供养出家众并聆听其说法就可以获得的。功德可以积累，保证一个人来世可以投生善处。精神上的功德积累越多，投生之处就会越好。因此，像僧人把解脱当作其崇高的精神目标一样，在家众也有相宜于他们的较低的目标，这就是所谓善趣（以及希望自己最后能够托生在可以出家为僧证得解脱的环境中）。这是一个资助佛教僧团的好理由。可事实上这也是资助其他教派比如耆那教教团的一个好理由，因为这些教派有一套内容极为接近的功德观。
另外一种给予在家众的精神资粮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学说。这种学说由若干戒条组成，诸如不许说谎、不许杀人和不许偷盗，不许以邪命自活，不得增长贪、嗔、痴等有害的态度。僧人严持戒律，检束身心，是人类美德的完美代表。可是，这种完美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落实到较低的生活层面上，亦即落实到适合于在家众生活的凡事必讲妥协的环境里。在这种环境中，在家众必须过他们谋生和产子的世俗生活。佛陀并没有独占这类教法，它们的新颖和流行，与当时社会生活中正在发展的各种城市化形式的相对新鲜性和广泛分布性有一定的联系。现在出现了商人，通过掌控金钱和贸易等物质工具，可以行有害他人之事。还出现了国家和军队，能够给人带来新的各种伤害。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牺牲他人利益为能事的官职。而且，新兴城市中的生活要求原来没有自然的相互利益，以及相互之间没有共同传承的道德准则的各个集团，必须发明出具有最低互信度的共同生活方式。许多对新生活方式的适应，都是在和出家人无关的情况下产生的，可是却得由出家人赋予这种变化以形式，传达出它的呼声。他们体现了不害和安贫的美德（佛教僧侣甚至不能碰触金银）。他们不求任何官职。在弘法时，他们专门提倡那些美德，不管各家对其作何不同的理论解释，其实行定能使新的社会变得适于大家居祝
功德观和居士戒，不仅可以解释佛陀的成功，也可以解释沙门团体的成功。在古代印度，佛教也许很难说会显得比其他思想运动获得了更加明显的成功。单拿佛陀对在家众的教法来看，其实很多都可以在其他派别的学说里见到。可是，佛陀却综合利用了这些不同因素，使之发挥出全体大于部分总和的作用。这种综合来自佛陀倾向以践行的方式，亦即以巧匠譬喻的方式思考问题，以及来自他对心理学解释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