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纳和拒绝新历-时间简史

采纳和拒绝新历

当教皇格列高利的训令诏告各地之时，不仅教廷的权威不为新教徒所承认，甚至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冒出了强调世俗权利的声浪。在教皇国之外，是世俗的权力当局推行改革。意大利各城邦和西班牙即时遵行——所以阿维拉的圣特雷萨在1582年10月4日逝世，而在15日下葬，但是在教皇的干预普遍受到敌视的法国，（令教皇感到不快的是）亨利三世（Henri III）关于调整日期适应新历的要求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只是到了12月份改变才得以实行，9日（那一天在国王率领下举行了隆重的游行仪式，为王储祈祷）之后紧接着20日。在有些国家推行新历还要更晚。

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新历颇受排斥，一是它改变了古老的习俗，二是它搅乱了农村传统的年节和关于天气的谚语。有一首德国讽刺歌曲唱道，最糟糕的是教皇干扰了圣乌尔班日（5月25日），而这一天是葡萄酒是否丰收的指示标。如果那天天晴，意味着葡萄丰收，农民尽兴地把葡萄酒喝个够，并洒酒在圣人的塑像上；如果那天阴雨，预示着葡萄歉收，他们就把他的塑像丢在污泥中滚一滚，或者把它抛入河中。现在的情况是，要不按照日历在10天之后奉行习俗，要不完全放弃，他们要在这两者中抉择。

除了荷兰的两个省份荷兰省（它消除1582年12月16日至24日）和泽兰省（它消除1583年1月2日至11日）之外，整个非天主教世界保留儒略历。东正教（和英国高教会派信徒）宣称“尼西亚318圣父”的历法不能更改，除非由主教特别会议通过；新教徒虽对尼西亚会议的决议不屑一顾，却反对说应该把春分日（如许多罗马天主教教徒所期望的那样）放在和凯撒时期一样的3月25日，何况阴历查定表亦非十分精确，但是归根结蒂这些无非都是排斥教皇的托词。即使在罗马教廷的统治之下，希腊人的威尼斯领地仍保留儒略历，正如波兰联邦的东正教徒（和“东仪天主教会信徒”）之所为。

在英国，睿智的伊丽莎白一世既能察觉到改革的好处，也能相当明智地接受劝谏；她的大臣们也都赞同，但是她的主教们却不肯同意。当时顶级的数学家兼占星术士约翰·迪计算出从基督降生以来已悄悄地多出了11日又53分钟，提出在1583年从1月至9月消除每月的最后1天，再消除10月的最后2天，这样英格兰将为其他基督教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即使教皇也将仿效。这是英格兰历法例外论几种方案中的第一个，比1621年由托马斯·利迪亚特（Thomas Lydiat）提出的592年周期合理得多；后者的根据是犹太历而不是罗马历，虽然赢得了一些名声，但无人遵行。

17世纪初新历的推行取得了小的进展，例如被普鲁士公国和瑞士的瓦利斯州所采纳，但是随着1700年的临近，大多数新教徒仍旧使用儒略历，眼看差异要从10日扩大到11日。这一前景导致荷兰人、德意志人、丹麦人和大多数瑞士新教徒采用新历（虽然他们未采纳格列高利历的复活节；参见第四章）。瑞典试图通过消除1700至1740年间的11个闰日来无痛苦地推行新历。1700年的闰日适时地消除了，但是1704年和1708年的却没有；因此在波尔塔瓦决战中败于俄国的日期，据英国和俄国历史学家按旧历所记是1709年6月27日，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按新历所记是7月8日，但是按瑞典历法却发生在6月28日。由于害怕这次灾难是天神对妄改历法的愤懑所致，瑞典人于1712年在2月加上第30日，又恢复了儒略历。

改革英国历法的一项建议成了泡影，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敌视教皇的数学家约翰·沃利斯的强烈反对。他的许多发现中的一项即是，复活节可以通过天文观测确定，而不必改动民用年份——这正是瑞典会在1740年采纳的方案。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还是一个独立王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遵行，因为苏格兰教会拒绝庆祝复活节这个不见于《圣经》记载的节日，从而也没有理由要关注春分日。但是1707年的联合消除了说服两国议会的需要，改革历法的几个建议被提了出来，有些相当激进和领先于其时代，无视与欧洲大陆的关系这种实际需求。

采用新历成了唯一合情理的改革。它终于由1751年的一项议会法案通过实施，规定消除从1752年9月3日至13日的11日（参见图10），并把英国的年首从3月25日移到1月1日，以与苏格兰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一致（参见加框文字）。

这个法案区分两类事件，一类如教会的节庆，在“名义上的日期”举行，另一类如农产品集市、租约的终止、年龄的计算等，要延后到“自然的日期”：这样1752年的米迦勒节是在新历9月29日，可是米迦勒节的集市要到10月10日才举行。这导致了一些不正常情况的出现，要求制定额外的法规：例如在切斯特，在圣丹尼斯日（10月9日）之后的星期五举行的市长庆典伴随集市，1751年的法案要求前者在后者之前11日举行。于是一个修正案匆忙被提了出来，附在涉及家畜瘟疫的法案之中。

在1752年下半年，为了两个从1710年以来就未受到争夺的牛津郡的席位，各方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选，尽管投票要到1754年才举行。挑战现有“旧势力”（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人）的“新势力”（亲政府的辉格党人）候选人之一是帕克爵士（Lord Parker），他是法案的设计人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the Earl of Macclesfield）的儿子。这使得新历在1753年的头几个月里成为了一个话题；此后人们虽然对此丧失了兴趣，但是在牛津郡发生的过火的行为启发了贺加斯创作《议会贿逊讽刺组画。其中的第一幅《选举招待会》（图11）上画有一张被丢弃又遭践踏的招贴，上面写着“还我们十一天”。这张招贴曾经引发关于发生了反对新历的骚乱这类流言；骚乱倒真的发生过，不过那是反对犹太人入籍这一政令，政府刚刚颁布就遭受胁迫要求将其撤销。

1753年瑞典终于采用新历，消除了2月的18至28日。高度背离罗马教廷的格里顺州（Grischun，或称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1803年之后才并入瑞士）的新教徒在1784年才加入这个行列，而苏什镇（Susch在德语中为Süs）更是于1811年在拿破仑军队的胁迫下才采纳新历。从那时起，新历在新教徒中如同在罗马天主教徒中一样得到了普及。

20世纪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东正教国家接受改革，即使是为了民用的目的，但是保加利亚消除了1916年的4月1日至13日，随后苏维埃俄国、塞尔维亚和希腊都采取了类似的国家行动。这些行动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历问题。1923年5月，一些教会就一个“经过修正的儒略历”达成了一致，这包括以下三项改革：

（1）消除1923年10月的前13日；

（2）世纪年置闰的条件应改为，当以900去除，余数为200或600时（这条规则远较格列高利历精确）；

（3）与复活节的日期有关的满月，不应该按照传统的规则（参见第四章）、而是要按照耶路撒冷的子午线确定。

这最后一项改革以失败而告终。至于另外两项，第一项没有能及时实行，在许多地方至今还未这样做。希腊教会——在圣山的自治区域除外——在国家的压力下采纳了改革，消除了1924年3月10日至23日；同年晚些时候，罗马尼亚国家和教会接受了这项改革。但是保加利亚教会直到1968年才作出改变，而俄罗斯、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格鲁吉亚的教会，与耶路撒冷和波兰的东正教一起，对于固定的节日仍使用儒略历，即使按照民用日期应推迟13天。在希腊庆祝圣诞节与西方世界是同一日，但是在这些国家却到了1月7日，这样就在民用历的新年之后。新年作为非宗教节日在苏联的庆祝隆重热烈，相形之下圣诞节则黯然失色。

第二项改革（一些西方人错误地认为这是苏维埃政权所推行的）的普遍采纳只体现在纸面上；2000年和2400年在这两种历法中都是闰年，但是2800年按格列高利历将是闰年，而按照修正的儒略历则不是，只有到那时才会知道这条新规则是否会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