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综评：科学家达尔文
科学家大致可分为实验型和理论型两大类。实验科学家天生就无法抑制自己想要看看石头下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的念头，他受好奇心的驱使，且心中怀着一种合理的信念：自己翻开石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类科学家就是牛顿所自称的那类科学家，“我一直就像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沉湎于不时地发现一粒更光滑的鹅卵石或一个更漂亮的贝壳的喜悦之中，却不知道真理的海洋就在我的面前。”（历史所展现的牛顿可完全不是如此，还有故事传说为证。没有证据表明，牛顿获得万有引力定律的灵感是因为他发现坐在苹果树下通常会获得意外但有用的信息。）理论科学家主要靠脑力而非体力，他的发现是通过思维而不是通过翻开石块。下面这段话正是这类科学家所写：
大约30年前，有许多言论认为地质学家应该只做观察工作而不应进行理论推测；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人这样说过，照这样的话，地质学家只需走进砾石坑，数一数鹅卵石，描述出这些卵石的颜色就行了。所有观察的价值在于它必定会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若不明白这一点，那是多么奇怪啊！（ML i.176）
达尔文是一位卓越的理论科学家。对理论科学家而言，观察是为阐释观点服务的。能将众多事实涵盖在内形成一个总的论断或观点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一项事实只有在能或不能被一个论点所解释时才有意义。理论科学家可能会翻开石头看，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可能会发现某种东西，而是因为他已经清楚地预料到可能会发现某种特别的东西。的确，对理论科学家而言，事实材料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如果观察家观察之初没有往“正确的方向”看，那么他就有可能看不“对”。正如达尔文曾经写道，“我一直相信，一个好的观察家应该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ML i.195）。他的哥哥伊拉斯谟，曾对化石记录作为支持进化论之证据的不确定性特征作出过评价，更明确地为理论科学家辩护，“在我看来，演绎推理是很成功的，即使事实与理论不相符，对那些事实而言也并非那么糟糕……”（L ii.233）
达尔文的第一个科学理论是关于珊瑚礁的起源和分布的，该理论的得出正好符合上述的这种模式，它把对陆地下沉现象的总体认识与珊瑚礁的一些特征结合了起来，其中珊瑚礁的特征来自赖尔的《地质学原理》。
我的其他著作没有一本像这本那样，开篇之初带有如此明显的演绎色彩，因为整个理论是我在南美洲西海岸时构想出来的，当时我还没见过真的珊瑚礁，因此我只得靠仔细考察群居的活珊瑚虫来证实和引申我的观点。（A 57）
显然，达尔文没有进行过多的相关考察，就把这些素材构思成理论，形成了一个总的想法。这纯粹是一个形式上的论证，但却很科学，因为它能经得起批判性检验，可最初它只是作为一种复杂的思维意象存在，理论的形成取决于我们多多少少都具备的一种能力，即能够从一组正确但表面上互不相关的观点中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正式因果关联的能力。
有必要指出的是，科学理论并非诞生于真空中：一个具体的问题、证据或收集到的一批事实都会引起科学家的注意。某一问题暂时没有得到解决，或事实真相还没有解释清楚，由此引起的不满足再加上好奇心的作用会引导人们进行猜测，其结论只是一个假说。最终，通过进一步的设想将假说与对可直接观察到的现实世界的推测结合起来。
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诞生遵循了同样模式，只有一点例外，即达尔文从赖尔对拉马克的评论中就已经了解了进化假说的解释价值。当时的情况是，均变说地质学的方法论不能为进化假说本身还有适应问题提供合理解释。好奇心和不满足感在达尔文自传性质的回忆录里显而易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A 71）。从“比格尔号”航行回来后，达尔文收集了“家养条件下动植物变异的各种事实证据”，希望“可以对理解整个问题有所帮助……我根据真正的培根实验原则进行工作，在没有任何理论影响的情况下全面地收集事实材料”（A 71）。几年前，彼得·梅达沃爵士（Sir Peter Medawar），一位坚持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假设应优先于观察的执著人士，指责达尔文所记述下来的东西“不足信”。梅达沃这样说的时候，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科学家在某一段时期确实也会对如何论证一个观点把握不准，同时心头隐约会有一种直觉想法，觉得只要对它进行足够的思考就能得出一个观点。科学研究的“真正培根原则”是达尔文时代之前的事，那时候假设在指导科学行动中的价值被淹没在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即如果能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其中的结论最终会不言自明，无需进一步解释。达尔文当然意识到这种做法的渺茫性，似乎心情焦虑，坦言从“比格尔号”航行回来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
随着生存斗争法则被发现，自然选择理论也近乎完整。此时，不及达尔文那样认真执著的科学家会认为这项工作已做得足够好了。进化过程的正式机理已被确定，进化假设的解释价值与物种起源问题之间的联系也已建立起来。
此时该是其理论公布发表的合适时机了吧？可达尔文却对自己的发现保持了20年的沉默，这引起了人们无尽的猜测：此人精神是否异常，竟然会如此长时间地捂着这么重要的知识而不发表。尽管在科学论证中纯想象（如假说）和纯逻辑（如演绎）推理在19世纪中期的科学界很受认可和尊敬，完全从其现实世界中的原始材料出发到得出一个论断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和意义当然也被看作是完整论证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但达尔文却无法容忍纯粹假设性的论断，他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多么容易从有意义滑向无意义。19世纪早期流行的生物分类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即现实中的生物类群是按五个等级划分排列的。当他读到五分法体系的反对者建议将其改为四分法时，他在笔记本里抗议道：“有谁会相信这种由类比和数字构成的胡言乱语呢。”此外，他也曾对进化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作过简要评述：
他对待每一个问题时的推理方法和我的思想体系完全相反。他得出的任何结论从来没有让我信服过：每当我读过他的一段议论之后，我都反复对自己说，“这会是一个可以钻研五六年的好题目。”（A 64）
为了验证他的论断可能会引出的各种结果，达尔文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探察现实世界，包括亲自观察、搜寻各种相关信息、查阅科学文献、通信交流和问卷调查等。达尔文的著作之所以延缓发表，或许部分地要归因于一种考虑，即确保自然选择进化论这样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完全正确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从达尔文对整个科学事业的态度来看，这种推延完全符合他的个性。毋庸置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物学中的推测内容在引出新观察方面的价值受到了重点关注。现在经常会看到假设性的概要也可出版，其形式在达尔文看来似乎还太不完备，太草率。但科学会因缺乏新奇想象而失去活力，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做此类“推测与假设性质的工作”。
因此，达尔文推迟了著作的出版时间一直到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且自然选择在整个进化论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保。我希望通过读者能对达尔文探讨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各种影响时所达到的范围广度和所表现出的多种才智有所了解。达尔文首创了许多基于直觉的了不起的思想：如经济原则、性选择概念、社会行为的自相矛盾的发现及选择会在整个家庭层面上发挥作用这一解决之道的提出等，这些思想在进化理论形成之初根本不明显。达尔文作为科学家的声誉不仅取决于他发现了自然选择在进化中的有效作用，而且也因为他对此的分析相当充分完善。
关于自然选择进化论创立的大多数讨论中，人们为什么总是会优先想到达尔文的名字而不是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呢？华莱士1858年的论文和达尔文对自己观点的简要说明，都呈交给了林奈学会，就文章的简明清晰程度而言，这两者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如果这就是两位作者论证进化理论的唯一著作，那么就没有理由把达尔文高高地排在华莱士之上。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自然选择学说同样简明精确，同样富有想象力。当然，理论成形的时间上达尔文比华莱士早了20年，但并未发表。几乎可以肯定，华莱士的成果完全是自己钻研出来的，跟达尔文没有任何关系。这两位伟大生物学家的区别最终表现在达尔文对该理论孜孜不倦的探索上：透过纷繁庞杂的枝蔓，最终他成功地论证阐释了除遗传和变异机理外的几乎所有问题。
面对达尔文获得的优先地位，华莱士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同样很可贵，值得人们为此而记住他，就像记住他是进化论的共同创立者一样。任何科学家都明白这一点：一个假说对其发现者来说是如此宝贵，其意义就像孩子对于其父母一样。然而华莱士以其高尚的品德和非凡的勇气，把自己的两本著作命名为《自然选择》（达尔文的术语）和《达尔文主义》。他写在《自然选择》序言中的这段话，将作为的结束语。
老年时期的华莱士和达尔文，他们既是老朋友又是对手。尽管华莱士最终不肯接受自然选择进化论可用于解释人类的进化而让达尔文倍感震惊和意外，他们彼此还是高度称赞对方。华莱士还有其他一些神秘想法，在他漫长一生的最后岁月里方有著述。他于1913年去世。
我自始至终都真切地感到欣慰和满足：达尔文先生早在我之前很久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且最终不是由我尝试去写《物种起源》。我早就权衡过自己的优势，深知自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能力远在我之上的人可能都要承认，他们没有那种持续不衰的耐心去积累大量的证据，也不具备那种非凡技巧去驾驭和利用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事实和材料，也没有他那样广泛而精确的生理知识、设计实验时的洞察秋毫、做实验时的老练和娴熟以及令人艳羡的写作风格：简明清晰、思虑缜密、富有说服力——所有这些素质在达尔文身上完美地结合，使他成为当今世上最适合从事并完成这一伟大工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