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达尔文主义与意识形态
1980年，竞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世俗职位——美国总统的两位主要候选人，都急于公开宣称他们相信《圣经》的创世故事本身是真实的。这郑重地提醒了我们，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并不像其早期支持者所认定的那样。意识到早在一百多年前赫胥黎就在为此与当时英国前任和后来又几次就任的首相格莱斯顿先生（Mr Gladstone）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让生物学家特别苦恼。的确，我们担心随着科学认识与普通信仰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这种局面将会变得更糟。事实不幸确实如此，达尔文当时苦苦求索而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最终在基因学这门新科学里找到了答案。然而，虽然基因特性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简单明了地解释了生物进化的许多问题，但基因却无法说服一些人，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物质的真实存在。
虽然达尔文的观点中暗示了将来最终会发现带有基因特征的东西，但是进化论并没有完全地依赖这一附带分析。如果进化论的正确性遭到普遍质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科学假设如何才能被认可？人们常常误以为：在取得某种所谓的“证据”之前，科学家对一些所谓的科学论断总是持保留态度。其实更确切地说法应是：在“反驳证据”出现之前，科学家倾向于相信合理的、具备科学性的论断是正确的。然而，科学的论断与其他逻辑同样严密的推断之间有着显著差别，这种差别在于科学论断与现实世界直接关联，现实世界的确有可能提供反驳证据。
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实世界始终没有能够提供反证。野生生物确实呈现出差异，许多变异遗传下来了，但并非所有的变异都具有同等适应性。人们可以直接观察到自然选择和自然种群进化，即使在人类中也可以看到。自然选择无疑是一个进化机理。它是否是唯一的进化机理偶尔仍会有争议。如果另外一个进化机理被发现，那它只能算是一个新的进化理论，与自然选择理论并列，并不能取而代之。
人们可能会问：事关久远过去的进化论主张，我们凭什么认为它们是科学的？的确这些主张不容反证，因此理论上讲是不科学的。但过去的事情真的就那么难以了解吗？化石记录原本可能在公元前4004年就突然没有了，而事实上它可以追溯到大约30亿年前。化石记录也许会显示：我们现在所识别出的所有生物类群在最早的岩层中就已共存，但事实上它所显示出的是从一个很不同的、非常原始的过去形态持续发展成为现今形态的过程，其间偶有突发情况。而人类也许可能是以完全发育成熟的形态一跃出现在化石记录中，没有原始人祖先的证据。而事实上，现在有许多化石看起来像是原始类人猿时期的代表类型。我们得承认，地质学还没有为现代进化理论提供最佳证据，在岩层中挖掘化石按现在的标准看不是一种非常好的实验方式。然而，从已有的地质学证据来看，始终也未能对进化论提出有力的反驳证据。
将进化论用于解释人们未曾亲见过的事情，碰到的真正问题与任何科学推论所遇到的一样。对科学的头脑而言，理想的状况就是，如果一个规则每次被检验时都能得到证实，那它就可以普遍应用于具备了相应条件的所有情形。由于我们不知道时间推移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事件可能使得进化过程的基本条件不再适合，而我们手中掌握的证据又与进化论相符合，且没有其他具有类似科学性的假设存在，所以我们认为进化论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的确，如果所有逝去生物均化为尘埃，我们没有任何化石记录，那么进化论是否会被科学家普遍接受就有疑问了。
至于科学头脑是否有理由认定外在世界存在规律性，这个问题已超出的讨论范围。不过，进化论是个特例，很难挑出它的毛玻如果进化论没有得到普遍接受，那人们一定会认为：这要么是因为对其所依据的证据无知，要么是对其结论感到不满。进化论更多地涉及到了精神生活的神圣领域，超出了其他任何科学理论。此时，指望精神领域里的权威对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得不再容易：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地球就这样自生自灭地运行着？崇高感是什么？达尔文革命剥夺了人们通常可以依赖的许多精神慰藉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残忍的。人体和大脑的结构是进化的结果，就如同海浪的形成过程一样易于理解，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会带给人智力上的满足，但却不一定能补偿神圣上帝的缺失造成的遗憾。在人类、其他生命形式和无机物组成的物质连续体中，不存在任何空隙或余地让人类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特殊之处。的确，我们拥有的非凡的智力天赋和清晰的自我意识似乎特别能够凸显这一缺憾。因为达尔文向人们指出了这个明显事实，不管他是以多么间接的方式，所以一百多年来他一直受到诽谤，被当作是唯物主义的传道者和造成道德堕落的一个主要源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正统的基督教很难、或许不可能与达尔文主义达成妥协，社会理论学家却获得了从进化论中寻找道德启示的机会。当恩格斯断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可比性时，人们一定认为这是对其相对科学价值的评价，而不是针对任何具体内容或应用上的相似性的评价。尽管如此，自达尔文以来，重大的社会或道德进步观念都竭力从进化论那里寻找依据以获得科学认可。但就像达尔文在19世纪初没有从积极的社会进步运动中获得进一步发展进化论的灵感一样，到临终时他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进化论纳入到新的进步哲学观中。他在1879年写道：“有一个极其愚蠢的观点似乎正流行于德国，它把社会主义与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论联系在了一起１（L iii.237）
从进化论中汲取纯粹道德原则一直是后达尔文思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后期，尤其是在美国，一种格外残酷的社会生存竞争现象，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赫伯特·斯宾塞“适者生存”口号的倡导下兴起。进化论的法则被解释为胜利属于最强者，它是进步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它为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大肆剥削提供了理由，赫胥黎斥之为“理由十足的野蛮行径”。赫胥黎努力维护达尔文主义的合理适用范围，奋力抵制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支持者们在道德上的狂热，结果却是徒然。甚至连他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20世纪一位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也无法抵制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文主义道德观的吸引。按照朱利安·赫胥黎的观点，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使人类
相信在他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公正的力量”；人类与盲目的进化力量在朝同一方向努力，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漫长时期里，进化力量就一直在为其铸造着这个星球；他的任务不是要对抗自然秩序，而是要使自然秩序的构建圆满地完成……
对达尔文思想类似的人为利用也可在无神论个人拯救计划中看到，如科学论派的创始人罗恩·哈巴德（L. Ron Hubbard）所创的“排除有害印象精神治疗法”就宣称“其第一法则”就是“生存是存在的动态原则。”而较近时期里，我们所面临的是来自进化社会生物学赤裸裸的冲击，仿佛是注定要有此一劫，它把对动物社会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用于了描述说明人类的行为规范。
那么多内容各异的哲学构想都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作自己的原则依据，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如果社会主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软弱无力的人文主义和社会生物学的原教旨主义等，都能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要么达尔文的论证极其含混不清、前后矛盾，但事实显然不是那样；要么就是进化论与道德规范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