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人类
有时人们会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回避了人类进化问题。但《物种起源》的核心论证很明显是源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它阐述了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而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该问题涉及太多于论辩并无益。《物种起源》中大多数谈到人的地方主要与遗传、变异或同源结构问题有关。达尔文也用人类行为为例来说明动物普遍行为的一些方面，然而关于进化理论对人类更高级智能的起源有什么更重要的暗示，他则很少评论。“心理学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稳固发展起来：即智力和心理能力的发展都是分阶段逐渐获得的。人类起源及其历史将会变得明朗化。”（O 488）
1863年，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书出版，人与高级猿类之间有密切亲缘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得到有效论证。同年，赖尔的《人类的远古性》无可争辩地说明了人类起源问题应从地质时期而非历史时间中考量。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1871）中对一系列将人类纳入总的进化体系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人类在无数细小性状上都受可遗传变异的影响，其繁殖能力常常超出环境对其后代的容纳力，因此，人类必定受到自然选择的制约。像其他许多变种甚多的物种一样，人类在不同的地理分隔区域内也形成了不同的变异类型或种族。（当时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有着明显差异的种族是不同的物种：“白人自贬人格，让黑人沦为自己的奴隶，他们难道不是常希望把黑人当作另类动物来对待吗？”达尔文谴责这是一种无知的自私自利思想。）在身体构造方面，人与其他动物有着同样的结构基础；智力上，“人与较低等的动物尽管在程度上有巨大差异，但本质上并没有不同。而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有多大，都不能说明我们应该将人类单独放入一个不同的界别中……”（D i.186）
因此，必须把人类看作是一种动物，只不过在许多方面甚为独特、与众不同，但并非本质上的独特或截然不同，即使在智力方面也是如此，就像蚂蚁、蜜蜂与其他行为不那么复杂也不很引人注意的昆虫相比是一样的。独特性本身就是进化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过渡物种的绝灭使我们注定无法观察到物种间完整的连续性，化石记录对人类起源的证据价值不可能比对其他任何物种的证据价值更多。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大批人类化石有可能代表了由一种绝灭猿类向人类演化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类型，但它们在1871年时还不为人所知。达尔文认为人们将很难发现这些化石材料，因为类人猿状态下的人类演化是局部发生的，它的广泛扩散发生在人的典型特征演化完成之后。前面解释过年代较近的化石与其现生近亲在空间位置上相近，达尔文以此观点作为一种预测依据，正确地推测出非洲将会出现猿和人最早祖先的化石，因为人最近的现生近亲——大猩猩和黑猩猩——是非洲物种。最终由于只在最近的化石层中发现了人类遗骸，达尔文便得出结论：人类进化的发生距今年代较近，而且异常迅速，中间过渡类型被比他们更成功的近亲替代而快速消亡了，因而使现代人与他最近的现生近亲之间的明显差别进一步扩大。
虽然在达尔文之前的推理进化论者已对人类身体结构的演化提出了许多独特观点，但达尔文对人类已绝灭类人猿祖先如何演变成人这个过程的推测是他所构想复原的进化趋势中最富有想象力的。正如所有的进化复原理论那样，它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测而没有实际证据来加以证实。在这个及其他相互关联的进化过程的复原中，达尔文的目的正是要表明如何通过可能的中间类型将看似无法连续起来的种类联系起来。要得出一个合理的进化复原构想，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过渡路径是什么？其次，为什么会遵循这样的路径？相比前者，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更多地要靠猜测。它要依靠对某种过渡变异之优势的识别或者假想自然表面出现某种裂隙，使得一个演化着的类群通过适当改变能够嵌入其中。然而，如果认可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作为确定的和唯一的机制，生物由此而获得各自的特殊性状，那么一连串的优势性状必定会促使一系列的演变发生。
由于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当地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改变，灵长类系列中的某一古代成员逐渐离开树上，更多地在地上生活，这样一来它惯常的行进方式就随之发生改变；这种情况下，它要么成为完全的四足动物，要么成为两足动物……只有人变成了两足动物；我认为，我们可以部分地了解他是如何学会直立行走的，这是人与其最近的近亲间明显的差别之一。如果不使用手，他就根本无法获得目前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他的双手适应性之强令人称奇，完全能遵从其意志行事……但是，若双手和双臂依然习惯于惯常的行走姿势的话，它们就几乎不可能变得如此完善以至于能制造武器或用石头和投枪准确地投中目标。……如此粗蛮地使用手臂行走，还会使触觉变钝，而手和臂的灵巧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触觉。即使仅仅出于这些原因，变成两足动物对人类也是有利的；不过，双臂和整个上半身的自由活动对许多动作来说乃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双脚稳固地站立祝为了获得这个巨大优势，他的双脚变平了，而且大脚趾发生了特殊的改变，尽管这使他双脚几乎完全失去了抓握的能力……毫无疑问，对人类而言这确是一大优势，用脚稳固地站立以及手与臂的自由活动使得他在生存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因此，我看不出为什么变得愈来愈直立或越来越像两足动物对人类祖先不是极其有利的。（D i.140—142）
达尔文将这种颇为合理的复原构想继续延伸扩展到其他方面，如直立姿势和脑体积变大对头骨结构、面部形态、齿列、脊柱弯曲、骨盆加阔等的影响。
这类复原重构观点并不意味着有一种超越了即时可见的好处的、迫切的外部需求导向存在，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一时期也同时发现了自然选择进化原理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却无法接受下面这一观点，即人类各阶段的进化可能仅仅是因为要适应自然环境的迫切要求。他认为，人类的进化要比实际需要的完善许多，尤其是在智力上远超出了自然选择可能的要求；“有一种更高智慧指导人类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发展，而且是有着特殊目的的，正如人类引导了许多动植物的发育方向一样。”
达尔文对引入这种“更高智慧”所作出的反应是，他坚持认为由诸多可以理解的、即便不为人们所确知的原因所引起的选择行为是没有任何限度的。显然，人类的物质和文化发明应归功于其高超的智力水平，这些发明使其成为了
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具优势的动物……处于最野蛮状况下的人类仅凭借这几项发明便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而这几项发明乃是人类观察、记忆、好奇、想象和推理等能力发展的直接结果。因此，我无法理解华莱士先生为什么认为“自然选择只能把略优于猿类的大脑赋予未开化的野蛮人”。（D i.136—138）
人类高级智能的演化引起了语义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但达尔文发现比较法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心智方面，该方法曾成功地解释了一些争议不是那么大但却同样复杂的进化过程。早在1838年他就意识到：如果只集中探讨人类思维的主观方面，势必会将讨论内容完全局限在人类的范畴里，而将动物中的任何类似情形排除在外，对其一无所知。“全都成了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无周围一说了！１（T ii.109）研究“周围”指的是探讨动物的行为，从动物的行为类推以重新描述人类的行为：“人类起源证实了——形而上学一定会蓬勃发展——了解狒狒的人会比洛克在形而上学上走得更远。”（M 281）
这牵涉到进一步研究探索将通常用来表述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语言合理延伸以解释在具体情况下似乎可与人类行为相类比的动物行为，人的行为通常伴随这类精神活动。只要这些延伸看上去合乎情理，那它们就可以作为证据支持动物和人的智能之间有连续性这一观点。如果一只狗在受到棍棒威胁时好像表现出“害怕”的样子这种说法是合理的，那么“会害怕”就可以被正当合理地扩展推及到所有狗身上。此种延伸只是表明在某种情形下动物与人的行为相似，从逻辑上来说，这就好比一个胆怯的人受到类似威胁而表现出害怕，而他害怕的心理状态我们不是通过语言来核实的。“忘掉对语言的使用，只根据你看到的来判断”（M 296）。达尔文的形而上学比较观用纯粹的本义上的拟人法来解释其他动物的精神活动。的确，“证实了人与动物的身体本质上是同属一类后：考虑其精神活动问题几乎有点多余”（T iv.163）。形而上学地反对把人的心智能力推及动物身上，在达尔文看来就是“狂妄自大”。
达尔文的拟人观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同时也有人为之辩护，把它当作一个恰当而现成的比喻。这种攻击和辩护肯定都是不恰当的。达尔文的整个观点是要表明：人与动物的行为有同源相似性，若黑猩猩的前肢末端结构可以被称为手，那高级哺乳动物流露出恐惧、欢乐的表情以及显示出推理能力也同样不足为奇，它们只是程度上有差异而非本质上不同。动物界存在一种连续性的“思维能力”，达尔文认为它是伴随有组织的神经系统的出现而出现的，如此一来，“人与动物之间的智力差别并非如此之大，远不如没有思想的生物（如植物）和有思想的生物（如动物）之间的差别那样大”（T i.66）。
这种“思维能力”在动物界有多种表现形式。有些行为如本能行为，似乎特别适用于动物，另一些如推理能力或良心，尤其适用于人。不过，达尔文的成就之一就是说明了此类概念之间的界线是多么模糊：
我不想给本能下任何定义，而要证明这一术语通常包含若干不同的心理活动会相对容易一些。当说到本能驱使杜鹃迁徙，并把卵产在其他鸟类的巢内时，谁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一种行为，我们人需要有经验才能完成，而由一种动物，尤其是缺乏经验的幼小动物就能完成，并且在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的情况下许多个体都能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完成时，这样的行为一般被称为是本能性的。但我可以证明，本能的这些特征无一具有普遍性。正如皮耶尔·休伯（Pierre Huber）所说，少许的推理和判断常会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即使自然体系中的低级动物也是如此。（O 207—208）
由于越来越多的判断和推理的干扰，用“本能”这个术语来描述高级动物的复杂行为则变得愈加困难：
东印度群岛的猩猩及非洲的黑猩猩，构筑平台作为住所；由于二者都遵循同样的习性，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出于本能，但我们却无法确定，这不是由于两种动物具有相似的需要和相似的推理能力而造成的结果。（D i.36）
对人类而言，“本能”这个术语常用于描述婴儿的行为以及那些不自觉的动作，特别是与知觉和情感相伴的不自觉动作。新生儿的吮吸、愤怒的号哭、恐惧的叫喊都容易被认可是人的本能行为，而无论是细节还是情境上都类似的行为也可以在较高级动物身上找到。在《人和动物的表情》（1872）一，达尔文指出：高度社会化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通过多种方式表达恐惧、快乐、性欲、惊慌和友爱。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通常用面部表情如皱眉或怒吼来表达情感，有时还辅以额外的动作来强调和凸显此类情绪信号。通过集中探讨婴儿行为以及蒙昧和文明状态下人类的普遍表达行为，大致是可以将先天的情感表达方式跟纯粹的习惯性表情特征区分开的。一些普遍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这突现了共同生理基础的存在，削弱了“个体独有的”能力在决定人际关系的某些特征时的作用。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达尔文指出了简单程式化表情的有用性。它们不仅只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而且还把有关一个人心理状态的信息传递给另一个人，不仅对表达者产生影响，也会影响接受方。
达尔文的人类生物学最显著的特点是，他认识到社会化在人类进化中的绝顶重要性，这一考虑使他避免了像华莱士及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求助于一种神秘力量，而这种求助本身就很无力。正是这条主线在《人类的由来》一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主题——人类的起源和本质与性选择——联系了起来，因为一个物种的两性组织是其社会组织的必要构成部分。与亲代和子代之间、雄性和雌性之间、雄性和雄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伴的行为方式像其他许多性状一样，会受到有差异的生殖作用影响而进化，正如非社会化的体质或行为特征一样。在《人类的由来》中，性竞争和性选择被用来解释人类的某些体质特性，因为这些特征似乎没有直接地增强其生物学上的总体优势。相较于类人猿，人类普遍缺乏体毛，而且男女体毛分布有差异，达尔文把这归因于性偏好。显著的种族差异经常在性别差异特征中有所体现，如在体毛分布或者男女相对身高方面。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性偏好及对异性美的看法是多变的，但在特定的人群中相当稳定，这使得原始人在各大洲的扩散中外在的人种特征会有所改变。
在那个时期，人类一些习惯行为上的差异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了解。关于性行为在人种形成中的作用，达尔文的观点是相对局限的，但他并没有对其加以扩展，对决定部落、社会或家庭具体结构的生物特性进行凭空推测。合理地解释诸如语言、天分、美感、道德及宗教意识等复杂智能活动的演化过程显得更加重要，似乎正是这些特质把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达尔文把与上述智能活动相关的行为和语言看作是有用功能，它们在人类中是高度发达的，但却根源于人类之前的动物行为。的确，经过一系列方言变化的语言演化、语言的连续性、地区差异性、古老形式的变化、原初痕迹以及语言对交流功能的适应性改变等等都是19世纪早期的流行话题。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多次用语言演化作比喻来说明生物的进化过程。
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很自然地与那些认为语言起源于声音的原始表达功能的语文学家站在一起：
我不怀疑语言是起源于对各种自然声音、其他动物叫声以及人类自己的本能呼喊的模仿及修正，并辅以示意动作和手势……从一个广泛适用的类推中，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能力的运用在两性求偶期间一定特别突出，它可以表达各种情感，如爱慕、嫉妒及胜利时的喜悦，还可以用来向情敌发出挑战。对有节奏叫喊声的清楚模仿可能促成了表达各种复杂情感的词汇的出现。（D i.56）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作为人类至高社会属性的语言，起源于由性关系引起的社会性。
达尔文把人类的语言天赋与人类非凡的推理能力或智力联系了起来。他把人类能形成新奇联想的能力看作是一种更复杂的能力，它替代了那种相对固定和确定的本能行为。人类真正的本能行为明显比其近亲要少而简单。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先天的、极其独特的适应能力，它与人类的智力普遍高度发达有关，它明显区别于人类使用某种语言的天生能力，比之更精妙。“我们必须相信：学习希腊语比将它作为一种天生能力传给下一代需要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大脑组织结构。”（M 339）
达尔文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特殊适应性，这一点相当重要。他从“婴儿的咿呀学语”中作出推断，将之表述为“想要说话的本能倾向”。其中的关键在于：区别性特征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倾向。达尔文没有认识到身体方面的适应性变化是一个本身也要受选择作用影响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在获得性状遗传问题上的困惑。但在一般行为问题上，特别是语言问题上，他还是牢牢把握住了适应性这一概念。
华莱士认为可为人所理解的选择作用仅能解释说明人脑功能可略微超过猿类。达尔文对语言使用之发展过程的解释部分地回应了他的这一反对意见。
经过之前一个相当大的进步，一旦半艺术、半本能的语言被运用后，智能的发展紧跟着就阔步前进了；因为语言的连续使用会对大脑产生影响，并产生一种遗传效果；反过来，这又会对语言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同低等动物相比，人脑按其比例来说是较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早期对某种简单语言形式的使用——语言是一种奇妙的机器，它给各种物体和各种性质附上记号，并引起联想；单凭感官印象，联想绝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能进行到底。（D ii.390—391）
要知道达尔文提到“进步”或“发展”时——他在其关于人类的著作中频繁提及——总是暗含着这种进步或发展的取得乃是以不够先进者或较不发达者为代价之意，被华莱士及其他人所忽略的环境压力恰恰是来自于人类内部各演化系列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不是某种非生命因素的影响，如气候、食物资源或来自捕食者等某种明显比人类低等的动物的影响。
一定程度的社会化显然是语言进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达尔文进而认为道德感的根源可以在社会结构的发展和维护中找到。从日常观察中能够看出，许多动物有一定的社会性。在社会性的物种中，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某些适应性结果，它们通常以互助为特征。因此，认为在正常进化过程中物种能够调整其行为以适应社群生活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达尔文将个别动物社群的特殊行为暂放一边，而是集中精力探究原始的交往趋向的性质。他认为社会性动物乐于交往，而这种快乐的源泉又进一步激发了社交行为。主观上对快乐的期待可成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动力。达尔文清楚地看到快乐只是行为的一个伴生结果，其效果是有生物适应意义的。它是适应性行为的结果，也是这种行为不断重复的原因，它取决于行为本身的生物价值。人类或低等动物先天倾向或本能的成功表达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但快乐的源泉是由进化中的偶然事件决定的。
达尔文认为：道德观念或良心源于想要参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倾向未得到实现而产生的情感不满足。结果，道德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形式，如那些在特定社会中可能被认为是善举或恶行进而受到良心主观审判的具体行为，仅仅是由偶然事件决定的，这些偶然会在那个社会中以某种社会化形式固定下来。
围绕达尔文对社会行为引起的良知进化的讨论，有一个深层的进化矛盾我们至今仍未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当动物以一种“社会性”的方式进行活动时，它往往会牺牲自己的个体利益以利于群体。而就像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所指出的，自然选择应该演化出利己而非利他的生物体。达尔文从不育工蜂超级无私的行为中不仅看到了动物社会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里的关键是每个蜂箱实际上都是一个大家庭，而由于遗传规律的作用，自然选择既可以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在家庭层面上发生。
因此，我相信具有社会性的昆虫也是如此：身体构造和本能方面的轻微变异主要是与集体中某些成员的不育相关，这对整个集体是有利的；其结果是：同一集体中能育的雌蜂和雄蜂会发展壮大，并把繁殖有同样变异特征的不育成员的倾向传给它们有生育能力的后代。（O 238）
由此，在对待一般社会行为的进化问题时，达尔文相信它最初只能出现在包含许多亲密相关个体的大家庭群体中，因此，人类的早期进化一定发生在类似的群体中。无疑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他希望阐明特别的道德规范起因于特殊的偶然事件这一点时，他就以蜜蜂作了例证，因为在这里个体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很容易地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各种动物都有一定的审美观，虽然它们所欣赏的对象大不相同。同样地，它们可能也有是非观，虽然由此所引出的行为会大不相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人如果是在与蜜蜂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被养大，那么几乎不用怀疑的是，未婚女性会像工蜂那样把杀死其兄长视为神圣的义务，母亲也会努力杀死其能生育的女儿，而且不会有任何人想到去干涉。尽管如此，我以为，蜜蜂或其他社会性的动物似乎会获得某种是非观念或良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内在的告诫机制会告诉这种动物遵从某一冲动会比遵从另一冲动好。应该遵从这个行动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另外一个是错的。（D i.73—74）
显而易见，达尔文意识到了他把以前限用于人类的道德术语扩展延伸到非人类行为上的做法有多么激进。
语气肯定的“应该”（ought）一词似乎只是为了表明：人类意识到一直有一种本能在指导着他，它或是先天的或是后来部分获得的，尽管有时人类可能会违背它。我们说猎犬应该追逐猎物，指示犬应该用头指示猎物的位置，拾獚应该衔回猎物时，这里的“应该”很难称得上是比喻用法。如果这些狗没有这么做，那它们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是行为失当。（D i.92）
从道德相对论到否认上帝是唯一的道德权威仅一步之遥。达尔文接受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观点：强大的超自然力量只是一种概念，原始条件下人类把无法解释的现象归因于它。尽管“对文明程度较高的种族来说，笃信一位无所不察的神存在，对道德观念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人类学证据并不支持这种信仰从根本上不同于信仰“存在着许多残忍和恶毒的精灵，它们的本领只比人类稍强一点；因为对它们的信仰远比对一位仁慈神的信仰更为普遍”（D ii.394，395）。
在达尔文看来，文明世界里作为道德化身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些习惯信仰的化身，在较低等动物的社会本能中可寻见其根源。当达尔文写道，完全凭良心做事的人会说：“我是自己行为的最高评判官，借用康德（Kant）的话说，我本人不会侵犯人类的尊严”（D i.86），他无疑是在讲述自己的道德观。
达尔文并没有从其关于道德观起源的自然理念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道德哲学观。他隐晦而私密地求助于康德的哲学观点大概说明：他已经看出康德个人对道德责任感的明确信念与一种希望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行事的生物本能相关。否认神是唯一的道德权威显然不等于否定宗教教化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在达尔文看来，既然道德价值是由社会的总体特性所决定，在他自己社会的道德框架内，他就可以自由地称赞他所珍视的行为或者批评他从道德上感到厌恶的行为。
达尔文有关人类道德进步之源的观点前后存在矛盾，虽然依照他开明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他并不怀疑这种进步的确发生过，而他所处的也基本上是一个道德上比较进步的环境。同时他又认为：通过适当的婚姻，人类“通过选择可以对其后代产生某些影响，不仅在体质构造方面，而且对智力和道德品质也可以产生影响”（D ii.403）。而“道德品质得到提高，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地，更多的是习惯、推理能力、教育、宗教等影响的结果，而非通过自然选择……”（D ii.404）。为了说明前一个观点，他同意他的侄儿，第一个人类遗传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观点：“如果轻率者结婚，谨慎者避免结婚，则社会的低素质成员将可能取代那些较优秀成员”（D ii.403），应该是“所有人公开竞争，最有才能的人不应受法律或习俗的阻碍，应该获得最大的成功并养育最多数量的后代”（D ii.403）。
上一代时，社会科学中最激烈的争论可能是关于人类最高级的社会特质和智力品质受内在的生物特性所支配的程度。从动物社会进化研究中吸取原理的进化社会生物学，明确地意欲把这些原理规定性地应用于人类的研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这位新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甚至准备把追求“一种天生向往幸福的文化”和“准确遗传而完全公平的道德编码”作为有望实现的理想目标。
很明显，这样的理念可以在达尔文的著作里找到根源。如果人类的社会本性不仅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是被明确规定好的，那么认为基于生物学基础上的人类道德行为规范存在的论点，与达尔文的主张“指示犬‘应该’用头指示猎物位置，因为它们在体质结构上适合这样做”确实是一致的。此外，仍然依据达尔文的观点，如果指示犬那样做了，它们会更开心。但在具体说明人类的行为特征时，达尔文保持了一贯的谨慎。就像是最好把人的语言能力表述为一种普遍的说话倾向而不是一种会讲希腊语的特殊天赋一样，其他形式的社会性之异质性说明其也只是一些承袭通常行为类型的倾向，而并非是由遗传准确决定的。似乎我们人类潜力巨大的文化适应性最终将会捍卫自己，抵制进化社会生物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傲慢的科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