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达尔文生平
达尔文的个人资料很丰富，令传记作家们难以取舍。他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之后，他们自己的经历也足以引起传记作家的关注。达尔文与他的表妹结了婚，从那时起这个家庭几乎就没有丢弃过任何东西。达尔文在他的私人家庭传记中记载了自己的生活，这些很自然地被保存了下来且得以发表。他毕生从事科学研究所做的笔记和记录，也几乎是完好如初地保存了下来。在长达50年的科学生涯中，达尔文只在3个地方生活过：5年在“比格尔号”考察船上进行环球旅行，4年在伦敦，其余时间住在伦敦以南几英里外的唐别墅（Down House）。他的进化理论始于“比格尔号”航行。他在船上的图书馆非常有名，他的笔记和航海日志都保留了下来。关于这次航行，达尔文写了一本很长的书，“比格尔号”的船长也写了一部。达尔文收集的许多标本至今仍在集中陈列。甚至随行的两位艺术家所创作的有关这次航行的一幅油画现在也还能看到。航海归来之后，达尔文写了一系列的杂记，以奇异独特和引人入胜的细节记录了最初进化理论的发展。进化论有两个完整的初期版本被保留了下来，一个是用铅笔写成的，比较简短；另一个是用钢笔仔细誊写的长版本。
达尔文在其生命的最后45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就只好借助大量的通信来开展研究工作。他的信件由其子弗朗西斯（Francis）汇编成五卷，一个收录了13,000多封信件的最后版本成形，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达尔文通信的很多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当年与达尔文的来往信件也幸得保存。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生平和信件”可是对已故伟人的常见的纪念方式。最后，达尔文还写下了大量可供出版的科学材料，从简短的笔记、问卷到长篇论文，再到一连串的重要著作。他发表的全部著作都被收录在弗里曼编制的精彩书目中（参见“补充读物简介”）。
即使达尔文不是一个那么著名的人物，留有数量如此惊人的传记资料也足能确保他在19世纪的科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记录这位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者生活的文献竟会如此完整。那么，对这一记录及它对科学史的意义的探索已逐渐发展成了人们有时所称的“达尔文产业”，也不足为奇。
查尔斯·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什鲁斯伯里。他的父亲是位著名医生。爷爷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则是位更有名望的医生和推理进化论者。他的母亲是陶瓷厂创始人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女儿。查尔斯8岁时，母亲病故，他主要由姐姐抚养长大。他先在当地的私立学校读书，后来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由于无法面对重病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达尔文放弃了医学，从爱丁堡转到剑桥，想做一名圣公会的牧师。在剑桥求学时，他成了植物学教授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的门生。在亨斯洛的影响下达尔文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通过他的推荐，达尔文22岁时被选中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皇家舰艇“比格尔号”的考察航行。这次环球旅行历时5年，1831年开始，1836年结束。在自传中，达尔文总结了“比格尔号”航行对他一生的影响。
“比格尔号”航行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事件，这次航行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我总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的思维训练或教育是在这次航行中完成的。它让我身临其境地接触到了博物学的几个分支，也让我原本就较敏锐的观察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研究所到之地的地质状况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推理在此要发挥作用。当刚开始考察一个新地区时，没有什么比杂乱的岩石更让人感到绝望的了；但是，通过把许多不同地点的岩石和化石的层理与性质记录下来，不断推测和预测其他地方将会出现的地质情况，很快便会对这个地区有新的发现，对它整个构造的理解也就变得多少有些头绪了。我当时随身携带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并且用心地加以研究；这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使我受益匪浅。当我考察第一个地方——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时，便清楚地体会到赖尔地质学研究方法之优越，远不是我随身携带的或以后读到的其他著作所能比的。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搜集各种动物的材料……但由于不会绘画，又没有足够的解剖知识，以致于我在航行期间所写的一大堆手稿几乎都是无用的……每天，我都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写日记，非常用心地将我看到的一切仔细清楚地描述下来。事实上，这是一种不错的做法……然而，上述各种专业研究，相比起我当时养成的一种习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兢兢业业和专心致志——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我总是尽力把所想到的或读到的一切与我所见到的或可能看到的联系起来，这一习惯在5年的航海生活中一直延续下来。我确信：正是这种锻炼才使我日后在科学上有所建树……
至于对自己的评价嘛，我在航海期间勤勉地工作，孜孜以求，既是由于对研究本身充满兴趣，也是因为我非常希望能给自然科学的大量事实再增添一二。当然我也希图能在众多科学工作者中谋得一席之地；至于这种志向与我的同仁相比，算不算是雄心大志，我就不得而知了。（A 44—46）
从“比格尔号”航海归来，达尔文已是一名大有前途的地质学家。他的两个发现：一是关于珊瑚礁起源和分布的综合理论；二是他对持续的大陆快速抬升继而形成安第斯山脉的论述说明，后者虽较传统但却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让当时最伟大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对他肃然起敬。他们的终生友谊便由此开始。赖尔是地质科学演化学说的杰出代表人物。这一学说乃是地球史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革新，它认为如今仍在发生的并且可知的地质变化过程足以解释地壳的演化，根本不必用造物主神奇力量的干预来解释。“比格尔号”航行到南美时，达尔文得到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此卷论述了生物进化和动植物的分布。尽管赖尔拒绝接受生物进化论，但《地质学原理》仍是达尔文在“比格尔号”上读到的唯一一本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著作。的确，他很少读到过这样的书，正如在下一章中所强调的那样，该书对“比格尔号”航行的科研成果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总感觉我的著作一半是受了赖尔的启发，对此我总是感激不尽；……因为我一直认为《地质学原理》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ML i. 177）
对南美现有哺乳动物和哺乳动物化石之间关系的观察，以及在离厄瓜多尔海岸不远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所发现的独特动植物种类在南美洲的出现，最终使达尔文确信：赖尔的生物进化观点是错误的。
1837到1839年这3年时间里，达尔文在业余时间写了大约900页的个人笔记，其中包含了完整的进化理论。占去他余生精力的所有主要问题都被一一谈到了，观点深刻而独到，极富创见。达尔文在很多前沿领域快速形成了他的进化观点，在他的笔记中看不到一个有序积累和逐渐合理化的过程。这个理论作为一个连续完整的论点最先出现在他1842年所写的一篇35页的概要中，随后又出现在1844年的一篇230页的论文中。这两次所写的内容原本都不打算出版，但达尔文怕万一会早逝，就提前对1844年论文的出版做了精心安排，交待给了妻子。
这幅由康拉德·马滕斯（Conrad Martens）创作的油画展现了1834年12月“比格尔号”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的情形。当时，达尔文参加了一项由船长菲茨罗伊发起的不同寻常的社会实验活动。在早些时候对火地岛的一次考察中，菲茨罗伊俘获了3名火地岛的印第安人并把他们带回英国接受文明社会的熏陶。在达尔文参加的这次航行中，“比格尔号”又把他们送回了火地岛，还送去了一名传教士以及一些文明服饰。9天以后“比格尔号”再次返回火地岛时，文明服饰已遭偷窃，传教士也受尽磨难。
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航海日志》的首版，为大众读者描述了“比格尔号”航行的经历和发现。让他惊讶的是，这很快成为19世纪最广为阅读的旅游书籍之一。但《航海日志》中几乎看不出进化思想的痕迹，甚至在1845年的新版中也是如此。从1842到1846年，达尔文共出版了三卷书，讲述有关“比格尔号”航行的地质学研究成果，作为远征考察官方记录的一部分。
1839年，达尔文与埃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1841年出生。此时，原本体格健壮的达尔文身体状况开始恶化。1842年，全家离开伦敦搬到肯特的唐别墅居祝此后除了偶尔到伦敦或去拜访亲戚，达尔文离开唐别墅就只是出于健康原因去进行温泉疗养，在那里接受毫无效果和乐趣的水疗。长期的研究也未搞清达尔文究竟得的是什么玻他很容易疲倦、失眠，经常感到腹痛和恶心。他余生里尽管病痛缠身，但仍坚持工作。只要身体允许，每天都花几个小时详细记下关于流逝时日的点滴。
与几位杰出科学家的亲密友谊，特别是与赖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交往，使达尔文在唐别墅的独居生活得到调剂。1844年的论文刚写完不久，胡克就有幸拜读，享此权利的就仅他一人而已。在继续积累有关物种问题的资料的同时，达尔文还开始了对一个全新领域——人们知之甚少的一类海洋甲壳动物藤壶的分类研究。这是一个浩大的研究工程，其成果于1851—1854年间出版，立即成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达尔文感觉这一成就并不足以体现他8年的工作收获，他的看法可能是对的。然而，物种的分类和定义却是达尔文希望用进化论进行革新的一个领域，这些研究工作肯定是抱了要亲自发现分类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目的而开始的。尽管进化理论对达尔文总的研究方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关于藤壶研究的专著中，他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个理论。
到1854年时，达尔文感觉时机已成熟，准备把他的进化论完整呈现给公众，加上有朋友们的催促，他开始着手把17年来收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写成一本巨著。但最终他没有完成此书，因为1858年时，他收到在婆罗洲工作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一封信，信里附有一篇简短论文，该论文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了整个达尔文理论的内容。这令达尔文既尴尬又难过，进退两难，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他把论文交给赖尔以征求他的意见。赖尔和胡克建议达尔文将自己的部分材料，即1844年论文的摘要和1857年写给美国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的信的部分内容，连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寄给伦敦的林奈学会以同时宣读。然而这件事当时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林奈学会的主席在对学会的活动进行年度总结时，都忽略了这一可能是所有时期的学术学会活动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竟说道：“可以说，今年……的确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能立即引起相关学科的巨大变革。”
因为懊恼和担心人们能否认可其20年研究成果的优先权，加上疾病和丧子之痛，达尔文只好把巨著的写作放到一边，着手写一本摘要性的著作。这就是1859年底最终出版的《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
《物种起源》的出版立刻引起了公众和科学界的强烈反响。激烈的争辩随之在报纸、杂志及科学会议上展开。达尔文最狂热的支持者，年轻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是一位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的解剖学者，他在公众面前坚决捍卫《物种起源》，而此时的达尔文则退避到唐别墅对该书此后的版本作内容上的修补和完善。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决心“彻底击垮达尔文”，会议由亨斯洛主持，胡克和赫胥黎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对自然史了解甚少，威尔伯福斯
滔滔不绝地讲了足足半个小时，情绪激昂，言辞空洞，充满偏见……不幸的是，这位主教慷慨陈词之余竟然忘乎所以，结果把他原本意欲取得的优势几乎变成了人身攻击，他转向赫胥黎，神气十足地问道：我忘了准确的用词，只能引用赖尔的话，“大主教问赫胥黎，到底是他祖父的一方还是他祖母的一方，是猿猴的后代呢？”（L ii.321—322）
赫胥黎转向他的这位邻座，说“上帝已把他放到了我的手掌心里”。他轻而易举地回答了威尔伯福斯主教提出的几个科学问题后，便以压倒性的反驳灭了威尔伯福斯的威风，为达尔文赢得了胜利：
“我坚信…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猿猴而感到羞耻。如果有会让我感到羞耻的祖先的话，倒是这样一个人，他才智出众但却头脑多变，极不安分，不满足于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的所谓成功，硬要插手他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结果只能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地一味夸夸其谈，靠一些慷慨激昂但却不着边际的议论以及花言巧语煽动宗教情绪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L ii.322）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是19世纪中期的一个重要论坛。听说牛津的舌战后，达尔文马上写信给赫胥黎：
我从几处都听说，牛津辩论会给了该理论莫大的支持。这次辩论具有重大意义，它向世人表明了有一些杰出人士并不惧怕发表自己的意见。（L ii.324）
他在信中同时也道出了实情：
我由衷地钦佩你的勇气；我宁愿死去，也不会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问题……（L ii.324）
从1860年到去世，达尔文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进化论的多个主题。大多数主题都在《物种起源》中有所涉及，但每本新书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鲜明的独创性。其中两与人类有关，还有一是关于家养状态下的变异，这些著作进一步深化发展了达尔文在1837—1839年间简略提出的观点。有三本是关于花卉的有性繁殖的，其中两本关于攀缘植物和植物运动的其他习性，还有一本探讨食虫植物的书，这些都反映了达尔文对生物适应性这一普遍问题很感兴趣，也说明由于疾病缠身造成的种种限制，他只能在自己的花园和温室里做实验。他的最后一，出版于1881年，讲述了蚯蚓在腐殖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回到了1838年他最初出版的科学著作讨论的主题上。
达尔文的疾病和天生羞怯的性格使他远离公众生活。对进化论他既未作过公开演讲，也未撰写过比《物种起源》更通俗易懂的读物。他的名声一半来自个人的努力，另一半则归功于其仰慕者的热情推崇。赫胥黎首次听说自然选择原理时，便如同使徒保罗受到了启示，从此开始极力为达尔文辩护。后来赫胥黎回忆起当时感到自己“简直愚蠢透顶，竟然连这都没想到”。从1859年直到1894年去世前，赫胥黎一直都在竭力说服那些异常顽固的人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好斗善辩、聪颖机智的他迫使科学与《圣经》的冲突公开化，不给任何想让二者和解的企图留下余地。赫胥黎经常给普通劳工作通俗演讲，从而使进化论深入到这些远离高层宗派冲突的普通百姓之中。正是由于赫胥黎的努力，达尔文革命的进展才如此迅速，以至于所有亲身经历过它的人都把它看作是一场革命。
达尔文对科学的卓越贡献在生前从未得到皇家学会的正式承认。1864年，他被授予科普利奖章，这是皇家学会的最高荣誉，表彰词中明确提到他的贡献不包括进化论。在他去世后，皇家学会作了补偿，设立了达尔文奖章，它的最初三位获得者便是华莱士、胡克和赫胥黎。
达尔文从家族里继承了足够多钱财，可以保证他不必为谋生而工作。他的书销量很大，也为他增加了收入，加上擅长管理财务，到去世之前，他已变得非常富足。他受到科学界密友的尊敬和家人的爱戴，他对他们也是一片挚爱。家里先后失去了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夭折都让他极其悲伤。任何残忍的事情都会使他充满义愤：《航海日志》中他激烈抨击奴隶制度的那段话，让人感受最深。这也是引起他与赖尔争吵的唯一事件。
宗教方面，达尔文由年轻时的一个正统基督徒转变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和怀疑论者，并一直到老。
对宗教的怀疑在我心中慢慢滋长，到最终还是完全不信了。这个过程是如此缓慢，以至我并未感到任何痛苦和沮丧，且从那时以来我片刻都未怀疑过我的结论的正确性。的确，我几乎也看不出任何人会希望基督教的教义是真的。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根据《圣经》所说，那些不相信基督教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我几乎所有的挚友，将会受到永久性的惩罚。这是一条可怕的教义。（A 50）
达尔文只是在他为家族所写的自传里表达过他的这种不妥协的宗教观点。若非如此，就很难想象1882年时赫胥黎会放弃与虚伪势力的斗争，协助将达尔文的灵柩运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