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意指某种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的共同生活过程。现代人的生活就包含了与某些动植物和物质的紧密关系。在欧洲，人们以食用谷物和牛羊肉为生，但是这些被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依赖我们得以繁殖、生长和生存。这种相互关系常常潜滋暗长，而不是被突然创造出来。以特定动植物为食物的行为促成了烹调和消费等特殊物质文化形式；人类与其他物种的长期关系也促生了特殊的饮食、起居、器具组合，比如陶罐、石器、炉灶和房子等。与动植物生活在一起也意味着会创造新的人文景观，而且这些景观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田野和树林、沙漠和绿洲、热带雨林和人工清理出来的林中空地等等。共生关系也是人类为自身创造世界的过程，包括特殊的社区结构、人文景观、人工制品及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地方景观能够通过地方发展来创造，但是也有许多景观在过去的1万年里，会在人类之间迁移和散播。
在各个大陆上，人类和动植物都有着相互依存的历史。如果没有人类的技能和照料，牛羊群容易生病或遭受食肉动物的袭击；如果没有人的帮助，被栽培的谷物也难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单靠它们自己，苹果、豆类或胡萝卜的繁殖也难以为继。同样，密集的人口也需要这些物种来养活。作用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诸如老鼠、鸟、昆虫和肠道寄生虫之类的亲密的共生者。它们寄居在房子、田野和人体里，与人类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生关系亦以权力的形式存在，表现在男人与女人、大人与孩童、神灵与人类、群体的核心力量和边缘人物之间等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共生关系也关系到审美和情感，关系到身体的感官运作，即赋予某种人和事物以价值，从而形成互相信任的基石。不消说，各大陆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是不相同的，每个大陆的共生关系都有其特殊变化范围，对于共生关系的反应方式也是如此。
正如杰瑞德·戴蒙德指出的，由于在植被、温度、日照和季节方面的相似性，一块大陆上同纬度地区之间的粮食作物在建立联系时要比南北走向的地区之间更容易些。从乌克兰到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区，其间自然景观上的相似性远胜它和北方的森林地区或南方的沙漠地带，可能这就促成了这些地区间的旅行、交流和动植物及商品的流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穿越沙漠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在过去1000年里，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技术与资源的交流错综复杂，已经完全无法将亚洲与欧洲分隔开来。无论在哪个大陆，从别处引入新的作物或新的物质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必须在当地既有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被接受。
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食物。在20世纪，关于食物的思考重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强调食物生产转变为强调食物消费。戈登·柴尔德认为，人类历史上有3次大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无论是公元前3500年前开始的城市生活，还是晚近工业化之后的城市生活，都是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后农业发展的结果，因此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柴尔德把新石器时代的发生视为革命，是因为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的栽培为人类提供了更加可靠的食物保障，使得环境变得可控，人类也不必像采集狩猎者那样听任环境的摆布。稳定的食物供应使得人们安顿下来，而定居生活则衍生了闲暇和需求，从而使人类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物质文化——陶器、纺织品、磨制石器和房屋，冶金技术稍后也应运而生。“人类从蛮荒的死胡同中逃脱出来是一场经济和技术上的革命，从此人类成为大自然积极的合作伙伴，而不再是它的寄生虫”（柴尔德）。农民不仅仅是通过对动植物的驯化来改变自然，同时也“创造了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新事物”（柴尔德）。陶器、羊毛和亚麻纤维便是人类对自然及其特性的认识更为理性的明证。柴尔德思想中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创新是其性别视角。“根据人种志的证据判断，上述所有发明（各种农业技术、酿酒术等）都是女性的贡献。制作陶罐用到的化学、纺织的物理学、织布机的力学和亚麻与棉花的植物学知识可能也都带有同样的性别标记”（柴尔德）。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重要性简直难以言表，它改变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柴尔德提到的所有发明都集中在生产上，他相信各种发明的好处不言而喻，一经出现即能得以广为接受。
我们现在知道，迈向农业生活之路并非一蹴而就，也没有表现出与之前生活方式的完全决裂。下面让我们仔细考察一番近东地区的一个遗址，柴尔德相信近东是欧亚大部分地区农业活动的摇篮。最早的动植物驯化发生在西亚，即从土耳其东部到黎凡特地区（指地中海东部附近诸岛及沿岸诸国）。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一个水坝下面有一个大湖，湖水下面埋藏着一个被称为“阿布胡赖拉”的遗址。在建设水坝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这里曾进行过考古发掘。遗址的原居民可能拥有丰富的粮食资源和生活材料，包括来自幼发拉底河潮湿的河谷、附近的绿洲、草原林地和距离稍远的山边开阔林地的动植物。阿布胡赖拉有两个叠压的聚落遗址，前者的居民以作物栽培辅助狩猎采集，后者的居民则以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为主。这个遗址早在1.5万年前即为狩猎羚羊的人们所占据。
每年春天，波斯羚羊群都要从它们过冬的叙利亚南部迁往北方，经埃尔金关口到达幼发拉底河。阿布胡赖拉正是羚羊群转向西面时呈扇形散开扑向大草原的所在地。在至少3000年的岁月里，年复一年如期光临的羚羊群是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关键。
该遗址的居民住在由木头和茅草搭建的小屋内，制作燧石和骨质工具，用研磨石和杵加工处理野生植物。大约从1.1万年前起，也就是气候从末次冰期晚期的温暖变得更冷更湿润的那个阶段，人们开始种植栽培黑麦，可能还有其他谷类作物。伴随耕作而大量增加的草籽，正是田地耕作的一个可靠的间接标志。在1.15万年至9000年前之间，人们的生活可能有很明显的季节性。4月里，羚羊群的到来意味着这是一个密集屠宰的季节，有些肉可能会被腌制或贮存。同时，这也是需要采摘大量野草的季节。到了6月，黑麦就要收割。在7至11月之间的盛夏，人们则到山谷采摘谷粟和灯心草种子，到草原采摘各种野草和植物根茎，当然也不放过偶尔捕猎鹿和野猪的机会。有证据显示，女人比男人更多从事植物食品的加工工作，因为从女性背部和脚部骨骼的磨损可以判断她们生前多以跪姿承担繁重的碾磨工作；但有些男人亦会参与这类工作。在12月至次年4月之间，人们依旧采摘植物根茎，猎捕野兽。
被驯化的动植物渐渐加入到人们年复一年的生活周期中，却并没有取代先前的采集狩猎生活。每年，人们要先把土地准备妥当，夏天播种，冬天除草，春天收割并加工食物。到1万年以前，该遗址的常住人口约为300人，形成了一个全新类型的聚落。在这个人类早期阶段，燧石和骨器都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说明日常生活相当稳定。炉灶固定在屋内的一个地方，从不改变，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因而也都以近似的方式，围绕在它的周围生活度日。很显然，大规模定居的出现先于农业的发生，农业也并非突然间的发明，而是点点滴滴逐步融入并扩展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年度的季节变化规律为像黑麦那样的作物塑造了种植和收割的固定模式。栽培作物的种子可以用来做成粥和面包，跟以前所用的野生种子一样。正是基于这种工作和消费的连续性，新鲜事物才更容易融入固有的生活方式之中。人、动物和植物在许多个世代里一起成长，对于彼此的习惯和需求都了如指掌。
然而，就其规模和延续性而言，阿布胡赖拉确是一个革命性的遗址，堪称末次冰期西南亚地区（或世界任何地方）为数不多的大型村落遗址之一。大量人口生活在一起，人们可能会遇到新的社会问题。低密度的不断移动的狩猎采集者能够透过疏散来化解冲突和危机，有了争端，可以一走了之。而数百人互相依赖地住在一起却不能如此行事。伊恩·霍德认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驯化对象不是动植物，而是社会本身。他相信，如果新石器时代革命确曾发生过的话，那么它便是符号的革命，因为不同类型的房屋、石刻、墓葬、陶器（当它出现之后）等无不具有相当复杂的装饰和意义，而这种现象前所未有，其目的在于帮助处理男女之间的紧张状态。定居使性别关系具有一种全新的形式，也赋予生和死新的意义，因为生与死意味着个体进入和离开一个社区（关于前者我们所知甚少，关于后者却有许多来自墓葬的证据）。我们因此怀疑，这些居民拥有复杂的仪式活动周期，部分活动的周期是按年份计算的，也有的可能因偶发事件，比如死亡所引起。凡此均体现在器物的装饰、炉灶的位置和墓葬上。
阿布胡赖拉一期是一个大型村落形式的生活中心，由多所房屋组成，每所房屋又各自以炉灶为中心。人类的相互关系从这些新的中心，首先延伸到周围地区，然后发展至遥远的外地，正如海贝、黑曜石和其他舶来品的流动痕迹所表明的那样。这已经够令人称奇的了，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距今9400年前往后建造起来的聚落却又变得完全不同。房子用土坯建造，房屋之间几乎没有间隔，建筑物的布局、排列方式和建筑形式已经持续了差不多2000年。假如一所房子每50年更新一次，那么在整个聚落的历史中大约会更新400次。这个聚落相当庞大，在距今8300年至7300年前之间，占用了大约16公顷土地，容纳了大约5000至6000人，需要约1000至2500公顷的田地。他们种有5种栽培谷物（黑麦、二粒小麦、单粒小麦、面包小麦和二棱及六棱大麦）和扁豆、豌豆及野豌豆，从距今7300年前开始，蚕豆和鹰嘴豆也开始流行起来。房子的地板下面是人类的墓葬，妇女的墓葬远比男人的多。正如这个时代的许多遗址那样，人们重视头骨，经常将头骨从躯体上取下来，有时还会把它们包裹起来。的确，有许多证据显示，墓葬不过是在人死之后对其身体精心处理的最后一个阶段。死者通常会有随葬品，包括动物骨骼、骨珠和黑曜石，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距今7000年前后，陶器出现了，很可能引发了烹调和食物享用方式的全新变化。再加上陶器本身具有可塑性，通过塑型和器表刻画也能传达各种符号。房屋的墙壁和地面也被彩绘，这可能是定期举行的活动。此外还发现用黏土和石头做成的动物小雕像，这在亚洲西南部地区也非常普遍。
阿布胡赖拉这个庞大的土坯屋村落只是从欧洲东南部到亚洲中部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原始社区中的一个。每一个这样的社区都有许多共同因素，比如建筑物、陶罐、农作物和石器等等，但每个地区又都有把这些因素组织起来的特殊方式。我曾经在今土库曼斯坦地区发掘过一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村落，遗址位于伊朗高原脚下的卡拉库姆沙漠边缘地带，沙漠由此向北延伸了1000公里。这是一个由20至30间同时期的房子组成的小聚落，生产漂亮的彩陶，以单粒小麦为主要农作物，也驯养绵羊和山羊，却没有人类墓葬的任何证据。这可能是因为遗址上的建筑虽然是永久的，但人们并不在此定居，而是在低地和山脉之间来回移动，定期修建和重建他们的房屋，以至于到距今7000年前，遗址的房屋迅速了聚积，导致最高与最低的房屋之间的年代难以区别。目前由伊恩·霍德及其同事发掘的卡塔·胡玉克遗址是土耳其境内的大型聚落，从许多方面均能显示出其与阿布胡赖拉遗址的相似连续性，但它在房屋装饰、器物和墓葬方面表现出了更明显的象征性因素。人们在欧洲和亚洲各地建立起共同的文化基础，却又以当地的特殊方式来运用这些共同因素，以满足各自通过发展人与动植物及物质世界之间的新关系而产生的愿望和需求。
关于农业起源的传统观点强调发明的重要性，而现在则认为调整更为重要。任何新事物必须先融入原来的文化规范，才有可能被接纳。在许多情况下，调整意味着器物和动物物种的外形或功能要被改造，以求得与既有实践方式的调和。人与动植物以各种不同方式共同生长。农业与其说是一种发明，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彼此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杰瑞·戴蒙德估计，全世界约有148种重达45千克以上的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其中只有14种被驯化，这使我们对其他134种没有被驯化的动物感到好奇。更令人惊奇的是，全世界有20万种高等植物，只有大约100种被驯化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利用。尽管在现代农产品生意的刺激之下，近年来涌现出许多研究项目，但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新增的食用动植物种类。今天我们食用的大多数动植物都是在史前时代被驯化的。
戴蒙德站在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待驯化，关注的是食物生产。斑马躁动不安，灰熊大而凶悍，大象的繁殖又过于缓慢，均不易于驯服或作为高产量的食物来源。这些因素确实需要考虑，就好比非洲的食草动物很多，无需加以驯养一样。但是，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双方都应该加以考察，而不能单以非人类的要素为讨论基矗人类的婚姻偶尔也会因为一方的差错而破裂，但这比较罕见，更为普遍的是双方对成败均负有责任。在每一个大陆上，人类和动植物都共同生活了数千年。驯化是一个有用的词汇，因为它抓住了这个过程的相互性。驯化通常是指通过人工手段，使动植物在形态和行为上发生改变，以使它们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资源，更易于控制、饲养和加工处理。
我们已经详细考察过中东，现在让我们粗略地看看其他地区。关于非洲有一个争论，部分是由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所引发的，那便是：到底有多少事物是在非洲发明的，还是说生活中的所有要素都是从外面引进的？当人们去解释事物的时候，这些疑问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欧洲起源论的先入为主有多么严重。但是，最近有关牛和绵羊的基因分析表明，它们都可能是在非洲东部被驯化的。不过牛可能至少有两个驯化中心，另一个在印度某地，那是瘤牛的发源地。在东非，对牛的复杂的利用方式为人们如何独特地使用物品提供了绝佳的例子。虽然牛奶和牛血均很重要，但牛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还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表现象征意义的关键因素。这对古往今来的努尔人、丁卡人和马塞人等等来说无不如此。尽管绵羊是非洲大陆南部的主要家畜，但绵羊从没有获得与牛同样重要的社会地位。在公元前3000至4000年间，马、驴和骆驼均在西亚地区被驯化，其后引入非洲；水牛则在1000年前由阿拉伯人传入非洲。小米（珍珠小米和指形小米）首先在东非洲被驯化，然后传到亚洲。我最喜爱的水果香蕉是现今非洲某些地区的主粮，有很复杂的历史。香蕉首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南亚这两个地区被驯化，可能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即从东南亚横跨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
我可以把这些驯化和迁移的物种名单一直罗列下去，但我不打算这样做。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东非的一群马塞人坐在树下，身后是当地驯化了的牛群，在吃过小米饭和烤香蕉之后，喝上一杯放了糖（一种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植物）的香茶。想想这顿饭中每一种要素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历史，其中只有最后两种是殖民影响下的产物（茶和糖）。世界其他地区也可以发现同样复杂的动植物驯化和迁移的历史，只不过时间和物种有所不同罢了。农业的很多发明并非出于实用的考量，而是听从味觉的支配。南美洲最早的驯化作物出现在公元前8000年前的沿海地区，既有葫芦、马铃薯和木薯等作物，也有鳄梨、胡椒和各种豆类等美味。这些美味食品与主要粮食作物一起，早在公元前4200年前即被引进到安第斯山脉的内陆遗址。每个山谷地区的居民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引进何种物种的选择。古往今来，食品都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不同山谷的人类群体在饮食方面形成了些许却相当显著的差异，从而标示他们之间的不同。正如安德鲁·谢拉特曾指出的，小麦、香蕉和马铃薯等后来成为主要粮食的作物最早可能是作为奢侈品被加入到饮食中去的，并以此形成多样化和社会差异。我们不能单靠面包来过活。在远古时代，面包可能只是正餐之外的一种特殊美味，那时候的谷物交易可能伴有某些社会仪式和影响。
无论是地方发展起来的还是由外地传入的，生活中的各种要素都会被人们组织搭配起来。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正如我们从晚近物种的引进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与本地生活逻辑相调适的过程。当茄属马铃薯（正如我们刚刚提及的，这种马铃薯约公元前8000年前首先在南美洲被栽培）在19世纪初被引入新西兰的时候，毛利人很快便接纳了它，这是因为甘薯（也是首先在南美洲被驯化，但至少1000年前就已横渡太平洋）已为人们所熟知的缘故。这与瓦尔特·罗利爵士把马铃薯（跟烟草一起）传入英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马铃薯起初在英国被当作观赏植物加以种植，因为种植、烹调和食用这种根茎作物的传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更熟悉跟各种谷物打交道。当然，现在英国没有人会认为马铃薯是外来作物。虽然新的东西将来可能会把人们的生活引向意想不到的方向，但它们只有在打动了当地人民的心弦后才会被接受。被人类接受的新东西并非只有食物，陶器也是一样。陶器是一种极具可塑性的物质媒介，不仅因为其造型、彩绘和其他表面装饰形式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可能性，还因为其造型可与陶器内放置的物品的性质呼应起来，比如欧洲出土的鸦片形罐就可能是用来放置鸦片的。生活总是既包含了旧有生活方式的延续，又在探索着新的可能。
我把最有争议性的话题留到最后讨论：每个大陆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话系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话在专业考古学家那里都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领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新时代及其精神旨趣，轻易地跨越了学术上的正宗与异端之间的界线。19世纪的思想家把历史视为沿神话、宗教和科学这个进化链条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且认为只有现代欧洲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实证性、客观性和有效性的科学。这种想法仍然挥之不去，使得人们相信如果考古学家对神话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就难逃包庇非理性信仰的嫌疑。针对仪式的讨论充斥在考古学著述中，但讨论更多的似乎是某些具有仪式感的行为模式，而信仰的内容通常被避开了。西方思想传统有两种看待神话的方式：第一种，神话与现实相对立，神话是虚构而不是事实；第二种，神话与理性相对立，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他们认为神话是比理性低下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研究非理性和不真实的想法与感觉，看起来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就好像我们期望自己的孩子从仙女或圣诞老人的故事里走出来，快快长大一样。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我们通常使用的术语使我们研究世界的方法带有偏见，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对许多非西方传统的人们而言，神话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更严肃地看待它。我用下列方式把神话与巫术联系起来。神话关心我们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神话无处不在地反映了人类时刻关注自身存在的价值；神话描述了人类、动植物和世界本身的起源，也可能论及世界末日及末日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神话谈论了人们应该怎样与他人及其他宇宙力量联系起来，也谈到了背离这些关系的危险性；神话时常使用夸张的语言和想象；它们不只是被讲述，也会通过行动来表现，使用各种道具帮助传达各种要素，还会借助舞蹈、灵魂出壳和药物等形式来增强表演效果。
巫术是神话的盟友，但它寻求调停和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和描述它。在许多地方，死亡都被认为是人为的，因此确认肇事者并将之绳之以法就需要占卜和巫术。同样，诸如金属冶炼或铸造这样的大动作也需要适当的条件才能进行，包括匠人的洗礼仪式、正确的符咒和咒文，这些跟控制火候和具备合适的设备同样重要。就像科学及其实践者的关系一样，对于巫师来说，巫术是一种客观力量，而不是一种主观条件，它具有调动世界潜能的力量。把科学和巫术相提并论，并不是要贬低科学或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而是把科学放在人类试图影响世界的更悠久的传统之中。科学与巫术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前者很少注意人类参与者的精神或道德条件，而这对巫术来说至关重要。将科学从令人困惑的道德观和宇宙观中剥离出来，大大促进了它的实践效率，这是巫术望尘莫及的。但这样做的代价也很明显，把道德问题与科学研究相分离，也就排除了对科学研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质疑。
每个大陆都有各自独特的神话和巫术形式。两者常常与某些物体相关联。例如，在北美洲，说阿尔冈京族、伊洛魁族和苏族语言的族群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与颜色以及表现这些颜色的物体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色、浅／深蓝绿色和黑色。红色代表反社会的行为，如暴力和战争；浅／深蓝绿色代表心智的意图、知识和存在的最广泛形式；黑色表示缺乏认知和自我。具有特殊颜色的物质——比如白色的海贝、做成珠子的豪猪刺、水晶、天然铜块、银块或彩石往往与地下或水下充当各个巫术社会的守护精灵（例如有角蛇、豹或龙等）关联起来。获得和使用这些具有神秘力量的事物对于人类的福祉和自然界的繁衍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对待财富的观念也与欧洲人不同，他们更珍视药物，因为它能保证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必须妥善加以利用。当地人通过一种“置换”过程，把原来赋予地方物品的价值也转移到欧洲人的贸易品上。这个原史阶段的欧洲人通过他们带来的贸易品被吸纳进当地的关系网络中——物质性确是某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性的前提。从墨西哥远道进入北方地区的这些物质，暗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具有共同的信仰系统，甚至还包括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因为这正是美洲土著当初走过的地方。这些共同信仰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可能经由某些中心轴线把土地、水和天空等不同领域连接起来，巫师游走其间，以沟通各个不同领域的神灵。力量的概念至关重要，这也包括“药物”的力量，这是一套让人类受益的影响世界的方法。巫师与幻觉经验的重要性广为人知，同样重要的还有盛宴和礼物赠予，这些都是神灵赐福的明证。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力量和效能的概念处处隐藏在具体事物之中，因此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并没有西方思想中常见的水火不容。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整个澳洲大陆共同具有欧洲人所称的“梦幻”的信仰形式。在创世之初，祖先的神灵穿越地球表面，塑造出每个地区的特征，包括地貌在内，比如岩石构造、河流、树林、水坑、植物、动物（许多祖先以鲨鱼、野狗或蛇的面目出现，然后变成相关族群的图腾或神圣动物）和人类。“梦幻”不仅涉及创造环境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也包括指明正确对待其他物种和人类的创世神话。梦幻的踪迹遍布澳大利亚，体现在歌唱、绘画和舞蹈之中（布鲁斯·查特温的《行歌》一书为这种仪式活动提供了绝佳的例证），把相隔遥远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那些在欧洲人看来可能是纯粹务实的活动，比如打猎或采集，在这里却需要以尊重为前提和土地的神力联系起来。梦幻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遥不可及的古代。考古学证据显示，今天某些岩石艺术的主题至少有3万年的历史了。澳大利亚的主要考古证据——石器由于颜色、光亮以及原料的内涵力量，很可能被赋予了美学和精神的属性，因此给待在实验室里试图了解石器的加工和使用方式而非宇宙观的史前史学家带来了挑战。
欧洲、亚洲和非洲很少有这类广泛流传、普遍共享的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大陆之间业已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种宗教比如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交叉重叠。在欧洲，对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群是否共同拥有一个万神殿和共同的宗教与神话信仰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这方面的争论空间还很大。这里容我提出下面这个可能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传说由荷马书写的史诗——也许是最初记录下来的故事，并不仅限于希腊，也可能在广大的欧亚大陆流传。如果这是真的，伴随着文字发明而结束的史前史很可能就为我们了解欧亚大陆青铜和铁器时代的信仰系统打开了一扇窗户。
每个大陆上的人们都已经与当地的动植物建立起了亲密关系。羊驼、甘薯和辣椒构成了南美洲人的营养基础，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乐趣，这与非洲人依赖牛、小米和啤酒生活的情形并无二致，尽管内容并不相同。不同大陆见证了人们因地制宜地开发人类潜能的过程。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各个大陆的物质资源大异其趣，但也跟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巫术、神话和变形的逻辑分不开。每个大陆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与欧亚大陆和非洲相比，澳大利亚和美洲走上的道路与之完全迥异。各大陆在发展方向上的分道扬镳并没有阻止人、思想和事物在各大陆之间的流通，但这也意味着新事物能否被接受总是取决于是否符合当地的文化逻辑。
共生关系常常是缓慢、持续而非迅速发生和革命性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是说革命从不会发生。其连续性植根于自更新世以来人口的长期稳定性。就物质世界而言，我在本章中把重点放在了动植物方面，只附带提及人工制品。在下一章中，我将考察物质文化并开始讨论它与人类智能的关系，“智能”一词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全部技能和理解能力的简单综合表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