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人类
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我刚刚已经给出了答案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是唯一一种通过物质来创造社会生活的动物。有些能力是现代人类共有的。所有人都生活在社会中，生活由必要的社会责任塑造而成——虽然社会责任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但是如果人们希望保留社会成员的身份，他们就必须接受、给予和回报。人们用物质文化创造社会生活，不单只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换，还通过食物、衣服、住房等各种形式的财富去创造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人类都有音乐和舞蹈这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也都会尝试通过药物、催眠和跳舞来调节他们的意识和情绪。人类创造并使用语言。尽管世界各地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差异显著，但人类的共性使我们联合成为一体，也使跨文化沟通成为可能。我们推测，但并不确定，这样的能力在4万年前已经存在。人类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博克斯格罗夫人及更早时代的人类祖先，且距今越遥远，就愈加模糊不清；人类生活的具体轨迹及世界各地之间的差异，亦复如此。
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真正的人类呢？请不要为这样宏大的问题有不同答案而感到意外。我们对身体的使用，对物体的创造和掌控，还有我们的语言能力，对于了解我们的人性都至为重要，下面我将逐一阐释。
从解剖学角度来说，现代人身体的进化过程已广为人知。多数人认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在12至15万年前首先在非洲出现，但此说法仍存争议。“晚近非洲起源说”（此处“晚近”为进化术语）认为，现今世界上所有人都起源自非洲同一个祖先群体，并在稍晚于10万年前的时间，从非洲大陆扩散至中东，然后从那里进入欧洲、亚洲等地。现代人发现了许多古老的人类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安德特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一种遍布欧亚大陆的适应严寒的古人类，可能是和博克斯格罗夫人类似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后裔。两者在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尼安德特人逐渐消失了（到底是被我们的祖先彻底消灭，还是无法和他们在相同的环境中存活无从得知，但已成为电视节目和小说猜测的主题），使我们成为唯一的古人类。而“竞争假说”，即“人类多地起源说”则认为现代人是由直立人（Homo erectus）直接演化而成。大约180万年前，他们从非洲迁出，进入欧洲（很可能）、亚洲和东南亚，甚至远达如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直立人与现代澳大利亚土著在头骨形态方面的相似性，比如都有突出的颧骨，使该假说得出了局部进化的结论，认为后来传入的现代人类在基因上只有很少的贡献。
上述两种学说——“晚近非洲起源说”与“人类多地起源说”，和其他讨论人类起源和多样性的理论一样，都鼓励对人类共性、人种差异和区域历史进行不同思考。“多地起源说”强调人类的差异，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不同类型的种族——正如在欧洲和亚洲发现的那些一样——都各自拥有悠久的历史，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及其历史都各自独立并各具特色。但是要将土著人群与作为人类祖先的直立人联系起来也是很危险的做法，这样就会使土著人比其他群体更显“原始”。这一观点流行于19世纪的欧洲，在今天却备受质疑（参看第四章）。虽然倡导者仍顽固地为多地起源说辩护，但以化石和基因为主的种种证据都可以推翻该学说的说法。如果全人类都起源于非洲，那么非洲人的基因应该比其他地区人类的基因更显多样化。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非洲以外地区的现代人的基因变异性只相当于非洲人基因谱系的一个分支。这不仅表明我们都有共同的非洲祖先，而且所有非非洲地区的人类的基因很可能都要追溯到现今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地区，而那里正是我们期望会发现人类迁离非洲大陆的证据的地点所在。总之，人类基因的变异性是非常小的，远低于黑猩猩和大猩猩。有些人非常强调人类肤色、头发和脸形的差异，而这些方面只由非常少数的基因控制，而且很容易遮蔽更深层的人类共性。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证据也可以否定多地起源说，那就是从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出土的3个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中提取的古代DNA显示，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并没有基因上的关联，表明它们不可能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所有欧洲人都是从非洲迁移而来的，而这对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群而言也同样适用。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年代最早的“完成进化的现代人”的化石就是在非洲发现的，其他地区则相对较晚。与我们的直系祖先相关的一些石器工具的出土可能也能说明同样的事实。
大多数史前学家相信，完成进化的现代人全都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是我们合理解释现有证据的唯一方法。另一个难度更大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是：我们从行为上何时变成了真正的人类？我猜测，如果可以克隆出10万年前的现代人，给他们穿上现代服装，为他们洗澡和理发，让他们坐在公共汽车里，大概没有人会看出我们和他们在外形上的不同，但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古怪的行为举止。即使年代最早的现代人祖先也与我们有着相近的身高、体重和大脑容量，他们的四肢、眼睛、耳朵和大脑的活动方式也和我们没有区别。虽然他们还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身体能力和心智能力，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他们已学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们。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的关键论点上。所有完成进化的现代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和我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文化能力，却不一定已经学会或者需要锻炼这些能力。变成真正的人类不只和身体的能力有关，还关系到身体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是后者使身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展了许多能力。现在，所有人都与植物、动物和其他许多物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关系已经有数千年之久了。我们可以将克隆出的祖先带离公共汽车，教他们骑自行车。骑车事关身体和社会技能的学习，判断其他司机和行人的动向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他们原本不具备的技能，所以能让他们得到新的发展。人类历史是通过运用与生俱来的身体能力而不断得以扩展的过程，且由于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需求和价值观，人的身体也就被赋予不同的技能而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能力。我记得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曾跟一个本地人努力学习过风帆冲浪，却以失败告终。这个本地人一生都与独木舟为伍，平衡感极强，又了解如何操纵风帆，这些都是我完全不具备的能力。他一踏上风帆冲浪板，就利落而惬意地越过海湾，而我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风帆拉离水面，却又马上跌落了下去，还抱怨风力太厉害，不给我这个新手面子。我们之间在这方面能力上的差距给这位老兄平添了许多乐趣。
史前史学家要学习的重要一课就是避免年代误植——不要以为过去的世界与现在的很相似，也不要以为虽然完成进化的现代人有能力做我们能做的所有事，他们就确实做了。因此，如何判断现代人运用能力的方式何时能让我们判定他们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都已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就成为一个经验问题。目前为止，答案一般是在6万至2万年前之间，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时期。正如克莱夫·甘布尔所说，此事关系到“他们变成我们”。甘布尔还认为，在此期间最主要的变化是人们逐步从生活的琐事中解放出来，使得时间和空间在社会层面得以扩展。博克斯格罗夫人制作出了漂亮的手斧，证明他们具有生产极为实用的手工制品的高超技巧，也证明他们有了不起的审美诉求（对我们如此，对他们可能也是如此）。这些手斧由本地材料制成，也经常掉落在使用过的现场附近。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4万至前1万年），制作石器时要先从很远的地方取得石料，甚至远达数百公里外。不仅如此，制造、保存、使用和交换石器等活动的链条也更长。那时的社会互动与用以建立社会关系的物质文化并不仅限于此时此地，手工制品也包含了一些与地点和重要人物相关的意义。“象征”一词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定义是“代表其他的一种事物”——比如红色代表血，“猫”这个词代表动物。象牙和骨头被雕成了人和动物的形状，黏土和石头被用来制成所谓的“维纳斯女神雕像”。现今俄罗斯北部宋格海尔遗址出土的一条项链是最后一次冰川期（大约在1.8万年前）的人工制品，由3000颗珠子串成，很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提升或改变了穿戴者的社会地位（图7）。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制品包含的意义远超此时此地所限，使人类的社会关系跨越了时空。物质文化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若无他人的存在，一个人就无法以同一方式永恒存在。地点和人物很可能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和情感。
意义和象征不只依附于事物，也和语言——现代人类最后一个要素——有着密切关系。人类的语言是从尼安德特人或更早的人类开始，还是从现代人开始？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争论很多。20世纪60年代，教导黑猩猩讲话的尝试遭遇挫折。事实上，黑猩猩缺乏合适的口部和喉部构造，不具备我们的发声条件，根本无法说话。但是当研究人员改教它们学习手语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黑猩猩和大猩猩都能通过手语去表达关于自己、它者、物质世界、过去和将来的复杂概念。有关尼安德特人语言的许多讨论是他们能否像我们一样发声，但是由于缺乏咽喉区长度、舌头或上颚等方面的直接证据，讨论一直踌躇不前。不过即使尼安德特人不会说话，他们或许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和声音来实现彼此间的沟通。而这实际上不仅仅是身体能力的问题，也是社会需要的问题。旧石器时代中期似乎缺乏长久而深刻的一系列活动，使得人与物事之间的关系无法获得跨越时空的扩展和深化。出于某种原因，尼安德特人的社会也没有发展出进行语言沟通的复杂形式的需要。他们可能不认为需要进行类似于“记得5年前，我们杀了一头长毛象，现在我还用那头象的骨头打制石器”之类的讨论，然而一个现代人可能会说：“我珍视这张弓，因为它是我母亲用长毛象的筋键做成的。那头长毛象是她在5年前杀死的”。当然，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任何一个尼安德特人或者现代人的情感依附，但可以猜想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对人与物的依附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更甚，也更有能力通过语言去表达这种依附。对人工制品和人的深刻依恋来自于事物本身及其意义，同样也来自于谈论人和物事的语言。这使得生活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和那些虽然直接却只能部分表达人们感受的语言之间产生了某种冲突。这种存在于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对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在其他物种中却可能并不存在。
全面的人性是通过身体技能、物质世界和语言特殊结合而成的，这三项因素在大约4万年前初次以现代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
大卫·贝克汉姆当然并非舞文弄墨之辈，但他确实展示出了人类才智的关键要素。他在足球场上把身体与社会两方面的技能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很少人能够望其项背。正如萨拉·伯恩哈特所说：“如果我能说出舞蹈，我就不需要跳舞了。”舞蹈不会认为自己是比戏剧低下的艺术形式，只不过完全不同而已。足球也是通过一系列动作来表现的一种戏剧形式，评论员只能对它进行不充分的描述。史前史关系到这些良莠不齐的“表演”，也关系到人类在创造对我们有意义的世界时对身体的使用，而我们迟至现在才试图用语言把它们捕捉下来。古往今来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是吸引我们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动力所在，而这种多样化和差异的本质才是史前史谜题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