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近亲
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关于人类起源的书，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灵长类动物进化的化石证据。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在灵长类动物演化的每一阶段，都有一个化石灵长类被认定为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然而，我们知道，出于各种原因，这些类群中的许多代表都不可能是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祖先。我们将集中描述我们所知的巨猿的进化及其相互关系，同时也将回顾西方科学家研究巨猿的历史，以及他们就巨猿间以及巨猿与现代人类间关系的看法是如何改变的。我们还将探究究竟哪一类现生猿猴与现代人类的亲缘关系最为密切。
欧洲探险队和贸易商带回的关于奇异动物的故事，实际上描述的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巨猿，也就是来自非洲的黑猩猩与大猩猩和来自亚洲的猩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动物历史》一书里提到“猿”、“猴子”和“狒狒”，但他描述的“猿”与早期解剖学家解剖的来自北非国家的短尾恒河猴为同类。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是系统考察现代人类、黑猩猩、大猩猩三者之间差异的首批研究者之一。在一篇题为“人与低等动物的关系”的短文里，他提出，现代人类、黑猩猩、大猩猩之间的解剖学差异不明显，而非洲猿与猩猩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这篇短文构成了他1863年出版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的核心内容。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里采纳了上述证据。他指出，非洲猿在形态上更接近于现代人类而非来自亚洲的唯一巨猿，所以现代人类的祖先更有可能被发现在非洲而不是其他地方。这一推论的重要影响就是，它引领许多研究者走进非洲，充满希望地寻找现代人类的祖先。正如在下一章要介绍的，那些认为猩猩与我们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人，把东南亚地区看作是最有可能找到现代人类祖先的地方。
20世纪前半叶，生物化学和免疫学的发展使得对现代人类和猿类间关系本质的探索从传统形态学转向分子形态学。用蛋白质来确定灵长类的关系的最早尝试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新一代分析方法的首批研究成果才公布。著名的美国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将该领域研究称为“分子人类学”。他在1963年发表的两份报告为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另一个分子人类学先驱是埃米尔·祖克坎德尔（Emile Zuckerkandl），他描述了用酶从红细胞中将血红蛋白分解成多肽组分的过程；当用小电流分离它们的时候，现代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三者的多肽结构无法区别。另一位有开创性贡献的是莫里斯·古德曼（Morris Goodman），他毕生的时间都在从事分子人类学研究，他借用免疫学的技术研究了现代人类、猿类和猴子的血清蛋白（血清就是血液凝块后剩余的部分）。研究的结论是，现代人类和黑猩猩的血清蛋白的结构非常相像，难以区分。
蛋白质由一系列氨基酸组成。许多情况下，一种氨基酸可以被另一种氨基酸所替代，但并不会改变蛋白质的功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两名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化学家，文斯·萨利奇（Vince Sarich）和阿兰·威尔逊（Allan Wilson）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进化非常感兴趣，为了确定生物的分子及其所属类群的演化历史，他们深入研究了蛋白质结构中的这些细微变异，也得出现代人类和非洲巨猿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结论。
